3伊凡·谭纳系列（第2/21页）

这里，谭纳收集的可有趣了，他收集的是全世界的革命异议小团体，包括泛希腊友谊协会、席里西安亚美尼亚复兴同盟、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民族会、英格兰地平协会、马其顿友谊同盟、世界工业劳工组织、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克罗地亚自由协会、西班牙国家劳工组织、反氟化联盟委员会、塞尔维亚兄弟会、国际史丹塔法特兄弟会、纳兹多亚斐德洛夫卡、和立陶宛流亡军云云。按谭纳自己说，“我对无望的目标有兴趣……寻常官僚和警察显然无法理解全心奉献于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是多么有魅力的事。一群散布在全球各地，为数大约三百的人，他们全心全意追求一个毫无希望的梦想——像是要让威尔士从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你要不就觉得这美妙得令人心碎，要不就嗤之以鼻，觉得这一小撮人根本就是疯子怪胎。”这个古怪的收集癖好，使得谭纳成为纽约市邮差最痛恨的人之一，因为他一次总会收到来自全球每个奇怪角落、为数几百的宣传小册子，得整袋整袋背给他。

还有，谭纳也收集语言，除了西班牙北部一直想分离的巴斯克人语言对他一直有困扰之外，他精通的语言数目几乎和他参加的异议小团体一样多而且亦步亦趋。语言，既是打开每一个异质世界的门钥，也自然而然带来了它所由来的那个世界的思维方式、角度视野及其价值序列，这是任一位研究语言的学者都知道的效应。书中，谭纳在遭到押解的飞机上看见爱尔兰土地计划逃亡时，他说的是，“我没料到这儿这么绿。到处是一片苍翠，由堆起来的石墙划分不同的莱姆绿、鲜黄绿和森林绿，灰色的道路像缠绕的细缎带般在绿色的百衲被上蜿蜒。有一处雾气笼罩的水域——夏浓河口?到处都是绿意，绵延不绝的绿意。我俯瞰这片土地，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几乎立刻就开始用浓厚的爱尔兰口音思考。我几乎立刻就成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一员。我们即将抵达的地方是我的势力范围，穆斯塔法一点胜算也没有。”

谭纳这两个奇怪的收集癖好，书写者布洛克赋予它们一个几乎是可信但毋庸听起来更神奇的理由，那就是谭纳是个不睡觉的人，无法入睡(因此事后中情局调查人员对他进行疲劳审问时半点也构不成威胁)，原因是他年少参加朝鲜战争时遭炮弹碎片击中头部睡眠中枢受损，以至于从十八岁以后他就用一天大约一小时的瑜伽来替代正常人约八小时的睡眠。也就是说，他的每一天几乎就是完整不打折扣的二十四小时漫漫长日，因此他有丰饶到已经是无聊的大把时间得填满，彻彻底底和都会生活之中普遍患有时间贫乏症的人节奏不同，如同本雅明口中的漫游者，他操持生活行当的姿态遂也完全不同，“无用”的革命团体及其目标、“无用”的语言。“无用”，但仍暗中存留传递的破碎讯息和知识，也如同大都会被人们弃置的垃圾般被他拾荒似的一一捡拾、分类并收藏起来——妙的是，谭纳居然还因此找到一个维生的行业，那就是帮哥伦比亚大学或纽约大学的学生写论文和报告，甚至出马当枪手考试，这几乎是嘲讽了。

我想，真正吊诡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大都会，人口最密集、生存竞争最激烈、生活节奏最迫促、人最现实无情、而且这些最极致之处已升高成为象征的永恒束缚之地(不是那些生命大彻大悟的、以及没彻悟但有钱有闲的人，争取自由和个性时首先就得逃离它吗?)，却也常常是保有自由反抗心志惟一可栖息的隙缝之地，列维施特劳斯在半世纪前就准确抓到这个，他当时推出的就是纽约。他以为纽约是个处处留有“空洞”的地方，像爱丽丝的镜子或树洞一般，联通着某一个不思议之国。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大概是吧。大都会总是率先反叛的核心之地，包括那些反叛它自身、点名攻击它诋毁它的运动，比方说那种左翼下阶层的、那种绿色环保的、那种素食的避世宗教的，乃至于像我们台湾二十年前蔚然成风的乡土文学运动，通常都始发于大城市并在这里寻获它们的盟友。事实上，大城市做得还不止这些，大城市不仅孕生它们、支持它们、推进它们，还在它们未成气候时保护它们，复在它们失利逃散时收容它们，一如一八四八年之前宛如“世界首都”(借用本雅明的说法)的巴黎，或一八四八年之后在欧陆几乎已无栖身之地的伦敦。

然后就是纽约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红色革命成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