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雅贼系列（第19/36页）

我们尊敬他们，但有点怕他们。世人闻此皆掉头，直如东风射马耳——如此典型的两造关系，不也正是古来文学家，包括诗人和小说家的感慨吗?而他们常越过滔滔当代，把知己寄托在未来，甚至千年百年后的风雨名山，是否也正是沮丧地意识到，他们所察知并揭示出来的讯息，在此时此刻对正常世人而言是太微弱了，至少尚不足取信，未来世代的人其实不是更聪明更敏锐，而是隐藏不住的讯息会在时间中撞击强大，变得清晰而且波长频率适合正常人耳，但这样的转换过程，也通常意味了我们正常人得付出程度不等的苦难，以换取聆听的资格。

中国人曲突徙薪的成语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那个早早就告诫要把烟囱弄弯、把木柴搬开的人，是神经质的人，也是个诗人小说家，我们则是看到大火烧起来才去帮忙的正常人。

因此，尽管小说随着时代而转，在资本社会的分工体制底下缩居一隅，如卢卡奇所忿忿难忍的，不能再越过鳞次栉比的窒人科层体制，放眼宽阔无阻拦的天际，小说家也不再像昔日扮演先知等等的角色，但即便如此，今天好的小说仍然包含了预言的成分——不是启示录或马克思那种单一的、吞噬性的、终极审判如热核弹爆炸的大预言，而是某种遍在的、在你察觉到事物萌生很自然会隐隐在心中先凝聚成形的未来生长变化。而危险，不正是伴随事物生长变化的某种流逝、某种拆毁和某种混乱和失控吗?

小说的预言，通常不是可知的，而是可感的。

而恰恰是因为小说以如此隐晦的、流动的、回归事物自身的非预言形式预言，因此，比起基督教那种宗教概念式的，它毋宁是健康而安全的，它不压迫你，不彻底击碎你，它没要你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另外一个人，它也不召唤流泪认罪、一夕间大彻大悟(你相信人生有这么戏剧性的事吗?)的信众，它只是给予你，而不是拿走你。

然而，相对来说，小说总显得不够强大，旷日费时，无法在其上建立起爆发性的行动，这是小说的本质谦卑。

最划得来的一个交易

小说，于是和宗教并不相容。

宗教，基本上是一种使人神经粗大的好心救济系统，负责消灭人的疑神疑鬼，得到平安喜乐——因此，宗教大体上总是依傍乱世而生，如圣经所言，让劳苦挑重担的人到此都能卸下来。什么样的重担呢?主要是一种心智上的不堪沉重负荷，由人对逼近的危险之感、对事物层次繁多纷杂不知道怎么抉择的茫然不确知之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孤立无依之感所层层叠合而成。这的确有其必要，因为人的心智承受力和延展力总是有其限度，太细微太精致的那一部分神经总随时有吧嗒断掉的危险，这是神经质者最明白而立即的威胁。

好心宗教的卸除方式，基本上总不出于，它们借着神的引入，一个万能大智慧者大意志者的引入，把不可知的未来转成一种不移的确信，由此建构起一套对万事万物如软件包般明白好用的解释，至于那些太过纷杂、彼此矛盾倾轧不好收拢的事物丰硕层次，宗教教导我们以避开脸不看的方式来消灭它们。

简单有效，人不必再神经自苦，但如此小说大概也跟着没有了——众所周知，被习称为宗教小说家代表人物的英籍格雷厄姆·格林，他的小说不来自对宗教的虔敬，反倒来自对宗教的质疑和出走。

然而，带着好意而来(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此类好意往往翻脸狰狞起来，如中世纪或往后加尔文教派的新教徒)的宗教便也罢了，事实上，更多时候小说的意图终结者，尽管也仿用宗教这套“确信未来，抹平现在，维护万事万物既有秩序”的方式，但他们关心的显然不是对神经质者的不忍和救济，而是对过度敏锐者的不安和敌视，害怕自己意识形态所系或直接利益所依存的现实既定秩序(权力秩序、经济分配秩序，乃至于道德秩序)遭到侵蚀颠覆，相较来说，这是我们正常人世界中比较可恶的一批人。

也因此，小说基本上便不得不长期处在一个宿命性的悲剧位置，亦即权力的反侧，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没有什么既得权力和利益者会喜欢他们(对既得权力和利益者而言，不在意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宽容和文明行径了)，甚至还包括一些其实没多大权力利益相干、只惶惶担心既定秩序受威胁殃及自身的小市民者流，比方说，在今天台湾，我们仍放眼可见一堆用儒家“温柔敦厚”老教条或“认同当下秩序”新教条的荒谬小说评论者，以及那些气急败坏投书报纸的中学语文老师道德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