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20/29页）

系列性推理小说的中心人物亦有相同的时间烦恼，装不进去，因此，比方说埃勒里·奎因只好青春永驻，包括他的纽约探长老父和一干帮手警探也跟着活在无寒暑无四季流转、时间大神永远找不到他们的不思议之国中；伟大的波洛探长也得一再从退休、或声言自己最后一案中食言复出，而且，年纪走到这日暮一刻，时间忽然无比温柔地慢下脚步来，生命终点咫尺天涯，摸得着却始终走不到。

这些好笑的时间景观我们通常不计较的，计较不起，一计较下去我们就快没推理书可读了。

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当然也难免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小小时间麻烦，但大体上，这个系列最异于寻常推理小说的是，它的小说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一致的、同步的，现实人生的时间对小说中的斯卡德是发生作用的，从年纪、体态体能，到他的情感和心思变化，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对死亡这个永恒之谜的感知——对一个小说书写者而言，布洛克这是放弃了小说尤其是类型小说的一大部分任意编造、扭曲、使用时间的特权，这样加诸自己的书写限制，其实是某种迎战，正面向着现实人生，包括自己的人生，以及社会诸多他者的人生。

两道曲线的叠合

因此，熟读斯卡德小说的人，很容易为这组小说的死亡连出一道相似的曲线来，大致上这是个山形的曲线，中央的峰顶部分是最残酷最暴烈的，大体上由《八百万种死法》开始陡然攀升，到《屠宰场之舞》《行过死荫之地》和《到坟场的车票》三书到达顶峰，到差不多《恶魔预知死亡》一书开始柔和下来——我记得脸谱出版公司彼时的推理线主编，编到那部开货车、用钢琴弦杀人分尸、“你上了货车就不再是人，只是一堆器官”的《行过死荫之地》一书时，曾懊恼地请辞或要求调线，原因是她“快吐出来了”。

这个曲线起伏，很奇怪反而是敏感聪慧的小说书写同业骆以军搞不清楚满心疑惑(是否也证明他还年轻，还不真的知道死亡，尽管他自己小说中亦满纸的死亡意象?)，骇异于如今的斯卡德竟变得如此平和、如此“中产阶级”、甚至要自问自答他是不是老去了呢?

乍看可以这么讲，但年轻、还野心勃勃一头栽在小说技艺世界并迷醉于表演的骆以军想不想知道更多呢?要不要也跳开当下的自我，试着用别的路径去逼近去感知死亡呢?要不要换一种理解小说的方式，小说岂只是华丽的个人专业技艺演出这一项而已，它同时是人所创造的一种最繁复的语言，包含了无尽他者的平等存在，因此可以是某种更谦虚更让书写者泯去自我的“代言”、它同时可以只是一种素朴的人生观，尤其是老年的小说，容许它不再像年轻岁月那么“爱现”，容许它慨然地砍去那些枝枝叶叶，只想尽力说出自己真正要问的最终生命难题，因此更是单纯的“言志”，不自恋不夸张不在乎人家喝不喝彩的干干净净言志呢?

伊朗的阿飒儿在她《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书中一再讲，小说是“民主”的，这话远比她在阿富汗艰困处境中所解释的，要深沉要普遍也更一语中的。

斯卡德曲线的奥秘之一，我们之前提过，可以把它叠合于它所在大纽约市现实的死亡曲线之上，你会看到它们两者大致呈现亦步亦趋的有趣吻合，那个行过死荫的残酷峰顶，正是纽约最危险最罪恶(也是所谓最华丽)的索多玛蛾摩拉时代，我一位旅居纽约的老友日前犹回忆，她所认得活过那段岁月的纽约人，还真找不出两个没被抢过、伤害过、直接被枪指脑袋过的；而《恶魔预知死亡》之后的缓坡，则同步于朱利安尼市长大治后的纽约改头换面新死亡景观，九年代后，纽约已缓缓不再是世纪首号罪恶大城了，即使在硬碰硬的客观统计数据上，它都让位于西岸的洛杉矶，也因此，昔日想干脆把纽约封闭成大型监狱，让它自作自受自生自灭的电影《纽约大逃亡》拍了续集，这回是《洛杉矶大逃亡》了。

也就是说，斯卡德曲线，同时是现实时间的一道曲线，它忠诚地记录了纽约的死亡史实。而在纽约治安好转的时间点上，小说书写者面对了两种抉择，一是像该死的福尔摩斯般草菅人命地感叹，难不成那些罪犯都丧失想像力、都丧失活动力了吗?书写者不愿从遍在的、严酷的死亡世界出来，便只有停下自己脚步，不去理会现实时间轰轰然地向前，从此自我陶醉在已不存在的昔日丰饶岁月里，再三涂抹甚至自行编造；一是你继续跟着纽约走，尽管它不再那么刺激那么好写了，所以我们才说这是迎战。纽约分歧为二路，斯卡德曲线显示了布洛克选择正面迎向现实人生的死亡旅踪较稀之径，我个人感觉这是勇敢的，甚至很想说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我们能够赋予价值评估的话，如果书写者的心灵是可窥探可讨论的话。只因为它有较高的“失败”风险，更容易让那些已习惯于华丽、刺激、遍在死亡的长期读者所质疑甚至抛弃，骆以军不过是此类典型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