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老友李翰祥，三十年前，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1982年9月28日的国民党《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编者略）一年下来，李翰祥的戏拍好了，轰动海内外。李翰祥的戏能够拍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当年因我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传去逼问，愤而离开台湾，从此不再同国民党合作。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这样的回忆：

我一生最恨的是“无名信”，也就是所谓的黑信，无名信和做善事的“无名氏”迥然不同。所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方是大恶。“无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无名信是作恶唯恐人知，属于“无胆匪类”。我在台湾组国联公司的时候，为了催一家公司结账，而使他们怀恨在心。他们一方面支使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可惜他们非但无德，而且无才，有的只是巧取豪夺不义之财而已），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等以后一定要细细地说上一说。

就这样，李翰祥离开了台湾。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李翰祥不在台湾还不要紧，最后，他终于用行动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他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我写过一篇《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曾详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五期）。

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如果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历史剧应有现实意义

李翰祥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我没看过，因为国民党至今还把我扣在台湾，不准出境。不过，电影没看过，电影说明书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特刊》，上面有两部戏的“本事”，里头说英法联军时候，以肃顺为首者劝咸丰皇帝去热河行宫避难，但是以恭亲王奕为首者却“谏阻弃京出走”。“正争论不休时，懿贵妃把越百（位？）挺出，面斥肃顺不当，力除（陈？）迎战洋兵之必要与可能。咸丰举棋不定，终令僧格林沁亲王之骑兵与英法联军大战于京郊八里桥。清军不幸败北，洋兵逼进京师”。咸丰出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咸丰死了，懿贵妃母以子贵，变成了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杀了肃顺，取得政权，“是为‘垂帘听政’之始”。

李翰祥拍这两部戏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为实景。他最近说：

我这次机会非常好，从来没有一个导演在故宫、颐和园、东陵、承德的避暑山庄，像我这样大规模地拍一部历史片，而且是在历史人物生活过的地方拍。譬如说，咸丰皇帝死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我们就在西暖阁拍。多年以来，我拍古装戏一直是搭布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过瘾了。这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情在过去总觉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但现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这样实景下拍历史剧，它给人们的影响，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深信好的历史剧都该有它应有的现实意义。李翰祥这两部戏，当然也会照应这一方面。李翰祥说：

我在写历史剧、拍历史剧的时候，总想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我拍的戏里面也许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说的东西。至于人家从镜子里照得见照不见自己，我不知道。我忠于史实，但不完全是依照历史。我觉得历史是现代人的借镜，说是前车之鉴吧。我想如果说我是以古喻今，也许过分一点，但多少会有一点。

基于历史剧应有的现实意义的要求，我关切到李翰祥在这一方面，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面同样成功，我觉得值得深入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