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妓问题（第2/3页）

我又说：

按照《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今日台湾明显是在采取公娼制度。在理想方面，这套办法的基本精神是超出公娼之上的。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用承认公娼办法来消灭私娼，再从公娼演进到废娼。基于这种立法精神，执政者乃有索性承认现实、承认公娼合法性的决定。这种决定，不客气地说，是为目的不择手段，是为权宜之计牺牲大信和大原则。从长远看，这是极不得体的做法；从短视的近功着眼，牺牲大原则而换得的“好处”，如今已证明给我们成效如何了！

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下，公娼制度本来早就是一个落伍的制度。国际废除娼妓协会早在19世纪的1875年就成立了，废除娼妓的呼声，已变成近代争取人权运动的一个主要音响。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中，我们也派过代表，前年9月还在雅典开过会，这都表示了我们否定娼妓制度的明朗趋向。在这种趋向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一面高倡废娼，一面允许公娼”的做法，有什么高明的依据；我们实在不能相信这种做法有它成功的可能。

《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立法时的伟大目标是“两年内全部取缔完竣”，可是事实上的结果是“九年无成，流莺满地”！被政府准许的公娼，反倒成了合法的作奸犯科的逋逃薮！管理妓女办法的巧妙利用，反倒成了假“公”济“私”，掩护黑暗现象的护符！

《管理妓女办法》中明明规定“不得诱迫质卖妇女为妓女”，明明规定“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可是三峡地方的一个小养女，在1964年3月到12月短短八个月里，居然先后被辗转贩卖四次，贩卖的地点都是“合法的”公娼！

又如台中清乐园妓女户的一个妓女，被押进来的时候，押款是一万二千元，约定要接客四千二百次，才能“抵押完毕”。这种残忍、这种丑恶，执行的地点，不在别处，又是在“合法的”公娼！

《公娼制度管理办法》公布九年后的今天，已“沦落”至此，真可说意想不到。这时候，我们再回看当时执政者“用承认公娼做手段，以达到废娼为目的”的设计，我们不得不说是完完全全失败了、上当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废娼理想，已经“失身”于《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而《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又被“诱骗”于公娼制度；而公娼制度，又被“贩卖”于私娼和老鸨子龟儿子。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聪明的法令设计者、能干的治安维护者、勤快的舆论传声者，集体在老鸨、龟公、保镖、大茶壶面前吃了一次大败仗。我们不能不惭愧！（《李敖全集》第二册，《公娼的黑暗》）

妇职所怪梦

如今，从严家淦在1956年立法要求“两年内全部取缔完竣”以后，九年过去了，十九年过去了，二十六年也过去了，严家淦从省主席变成“行政院长”了，从“行政院长”变成“副总统”“总统”“前总统”了——可是，我们的废娼效果呢？我们的“两年内取缔完竣”呢？好长的“两年”啊！

可是，这种失败与失信，并没给国民党大官人任何反省与教训，他们照样还是老套——兴致来了，就雷厉风行到北投禁娼；可是兴致一过，北投还是北投，大官人还是大官人，私娼的花灯还是若隐若现，公娼的绿灯还是半明半暗，警局的红灯还是眼开眼闭，《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还是一张废纸！

在国民党大官人的禁娼梦里，最一厢情愿的一场，是办理“妇职所”的“德政”。

“妇职所”成立的目的，是收容十二到十八岁（后来延伸到二十岁）的雏妓，施以三个月（后来延伸到六个月）的职业训练，希望她们出所以后能在社会上从良。“妇职所”吸收人员的标准本是“自愿接受辅导习艺”的，但自成立以来，所谓“自愿”，竟是警察局押送来的，当然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十多年来，“妇职所”多次发生少女越所案。1979年8月那一次台风夜，十名少女锯断铁栏杆而逃。她们动作之明快英勇，实开这次土城看守所十名壮汉锯断铁栏杆而逃的先河。

她们为什么要逃？为什么逃了以后要重操旧业？为什么没逃成的出所以后也要重操旧业？这些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国民党大官人想的那么简单，以为抓来一训练，就“救济”成功了。存有这种一厢情愿想法的人，他们的脑筋，正是订定《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诸公的翻版。如今，这一翻版翻到今年的4月，台北市社会局决定停办“妇职所”了，一场十多年的怪梦终于不了了之了。

但是，“妇职所”的怪梦不止在台北市社会局，这种怪梦全岛都有。国民党大官人的怪梦，只是初醒，并没全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