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第3/15页）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我们试看苏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专政历史，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才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基础。中国这几十年中，排满的口号过去了、护法的问题过去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那一个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国问题，还不能团结一个当国的政党、还不能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最可痛心的教训。这两年的绝大的国难与国耻还不够号召全国的团结，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近年也有人时时提到一个“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虽有墨索里尼、虽有希特勒、虽有列宁托洛茨基，又有什么幻术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它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的事实的评判。我们看惯了英美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很幼稚，那种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于说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话。照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资本主义的社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统治国家。（布赖斯Bryce的《美洲民主国》曾历数美国大总统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国的政治领袖也不能比同时别种职业里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兰斯顿如何可比他同时的流辈如赫胥黎等人？）有许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蒙蔽”

对这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胡适在1935年1月1日，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曾自行综合并加重第三项如下：

我提出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不能不承认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现代的独裁政治是一种特别英杰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数的专家的政治，在中国今日是做不到的。我提出的这三项理由，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辩。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比较最重要的还是那第三点，然而这一点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蒙蔽，误信议会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识程度，而专制与独裁只需要少数人的操纵，所以他们（例如蒋廷黻先生）总觉得我这个见解是有意开玩笑的、不值得一驳的。

我现在郑重地说明，我近年观察才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选举权的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会与地方议会都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专家人才；而他们的选民很少是能读《伦敦泰晤士报》或《曼彻斯特卫报》的。可是近十年中起来的现代独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国现时），就大不同了。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它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俄国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万的专家，固然一部分是赶造成的，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俄国有二百年的大学与科学院，还有整个欧洲做他们的学术外府）。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