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第2/15页）

由于连“张忠栋教授”都闹出这种大笑话，我感到大家真该好好读读当年的原始文献了，我决定写这篇文字，重新把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详加肯定。因为原始文献大家多看不到，我尽量多引一些，以为文证，大家看了这些原始文件，最后才会恍然“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的真相，而对中国的民主前途，自然也会有所领悟矣！

蒋廷黻论用专制建国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正赶上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怀疑起民主、拥护起专制来了。这种怀疑的态度，首开先河的是蒋廷黻。蒋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发表《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识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编者略）他感慨：“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蒋廷黻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经过一个专制时代，所以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先用专制（如英国都铎朝的百年专制、如法国波旁朝的光明专制，甚至于如俄国罗曼诺夫朝的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不过用了‘专制’一个名词”蒋廷黻的文字发表后七天，胡适就有了反应。1933年12月17日，胡适发表《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一号），表示异议。胡适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会造成民族国家？关于第（一），胡适的意见是：建国并不一定要靠专制。即如英国的都铎（Tudor）一朝，正是议会政治的抬头时代，又是商业与文艺的发达时代，何尝单靠专制？关于第（二），胡适的答案是：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胡适说：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英国的亨利第八时代正是国会的势力抬头的时代：国会议员从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国王建立新国教也须借国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而政权统一固不必全学罗曼诺夫朝的独裁政治。

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过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适又写《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二号），文中提出了蒋廷黻原文暗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表示他自己是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的，因为他不承认中国今日有专制或独裁的可能。他举出了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二十多年前，《民报》驳《新民丛报》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这句老话还有时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孔子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诉他的国君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为君之难，不知道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拿破仑与腓特烈固然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列宁与斯大林也是富有学问经验的天才。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绝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日梦想一种新式专制为建国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时后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