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作业搜奇（第3/4页）

“中央研究院”将本于胡适“遗赠”而取得的著作权，转过头来，又以“赠与”方式转赠给江冬秀，目的无非是想使它发生“民法”第1208条的效力，就是：“遗赠抛弃时，其‘遗赠’之财产，仍属于遗产”，用来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赠与”的行为，承认江冬秀对著作权继承的复活；进而使“内政部”承认江冬秀对于已丧失的著作权继承，业因“民法”第208条“中央研究院”抛弃“遗赠”而复活。

但是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是不得复为主张“抛弃”的。这一法理，依据有三：

一、德国民法第2180条第1项明定：“受遗人，对于遗赠已为承认者，不得拒绝。”

二、日本民法第989条明定：“遗赠之承认或抛弃，不得撤销之。”

三、德日两国民法的规定，是以自罗马法以来“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为基础。

“中央研究院”本于胡适遗嘱所受的“遗赠”，既然已为“承认”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证书复为赠还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个月之久的定形，双方全无间言，何能于江冬秀一按铃申告，就将三年八个月的事实推翻，将受之“遗赠”者，复为“赠与”之璧还，以示对于“遗赠”的抛弃？这样的出乎尔者反乎尔，又成何体统呢？如果这样而可被认为合法，则世间法律行为将永无确定之日了！权利义务相对人以及第三人间的关系，也将随时有被动摇之虞了！这还成为什么世界呢？

无法无天又无知

至于所谓证人王志维所说，“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一怪说，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话。为什么呢？

原来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法谚，所谓“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权利”，或“所有，却不如所让与者等大的权利”，是不能让与他人的。如果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根本不包括著作权在内，那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请求公证的转让契约中，竟以“胡适著作权”为赠与的标的，岂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于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权利给人了吗？岂不是等于“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了吗？这不是笑话吗？

另一方面，若不认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包括著作权在内，则当“中央研究院”对江冬秀做“胡适著作权”的转赠时，就是“将无作有”的虚惠了。对于“将无作有”的虚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没有丧失著作权相辞谢，但她不辞而受，反证她当时承认著作权已因“遗赠”而丧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头“璧还”她时，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赠之不以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为疑，证明胡适著作权，“中央研究院”确曾得之于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于后！

强词夺理也许可以原谅，但是强词夺理否认一事，便须连带否认两事：既否认胡适遗嘱第四条不包括著作权在内，就得连带否认“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权转赠江冬秀，就得连带否认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对于著作权的转赠。但是由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转赠胡适著作权是公证行为，已载之公文书，双方都不容否认，既然都不容否认，却争执遗嘱第四条“遗赠”中不含著作权在内，这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

在江冬秀按铃申告的过程里，当他们发现“抛弃已承认的遗赠”，不免在法律上触礁时候，他们真的不惜否认起胡适曾以著作权“遗赠”给江冬秀以外的单位了，真的不惜否认起以前签字仪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续了！——江冬秀是村妇，她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在背后煽火的人，也未免太无法无天又无知了！

“内政部”蒙混舞弊

江冬秀既从“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权、从法院非法取得公证书，于是，国民党一贯作业的程序，便快马加鞭，衙门换衙门，从“中央研究院”转到“内政部”。于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内政部”，要执照！

现在看“内政部”怎样配合。

“内政部”首先快马加鞭，给了《胡适文存》等九种著作权执照，但是，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为所谓大陆时代原始著作权执照的号码，据江冬秀当庭陈述，说早都丢了，因此，这些号码的来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内政部”提供的，显然就有可疑的号码。以《胡适文存》为例，说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发的，执照号码是3674，但是据我查证所得，3674的号码根本不是《胡适文存》的，《胡适文存》的号码该是524，日期该是“十九年（1930）7月7日”，这种蒙混舞弊，又怎么说呢？何况，《胡适文存》在登记上的“著作权所有人”，明明是“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根本不是胡适，更别提什么江冬秀了，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