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作业搜奇（第2/4页）

法律细节上的笑话

现在，先抛开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的大前提不谈，单就化公为私的法律细节上，我们来看看笑话：

胡适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遗嘱第四条中，明白表示将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书籍（printedbooks）遗赠给台湾大学，并且“请求杨（联陞）毛（子水）两教授，代为安排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编辑和出版”。

根据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胡适纪念馆单位下的记载，这一“遗赠”，业经台湾大学转让给“中央研究院”，是项“转让”及“遗赠”，均先后经过台大校长钱思亮及遗产受遗人江冬秀签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续。这一经过，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已写得明明白白：

九、胡适纪念馆

依照胡故院长1957年6月4日所立遗嘱第四条的规定，他的前存纽约，后移台湾的藏书，及其他文稿、文件，原系赠给台湾大学的，但因本馆正式成立，台大钱思亮校长已将胡故院长遗嘱第四条所载书籍文稿等件的权利、所有权及利益，转让给中央研究院，并已于1963年5月8日，在此转让证明书上签字，又照上项遗嘱第五条的规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为遗产的受遗人，胡夫人也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至此胡故院长遗存住宅内的一切遗著、书籍、文物，归于胡适纪念馆的法律手续，业已完成。

由此可见，江冬秀既然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那么权利——如果有的话——就完全不属于她了，她既然没权利，当然就无法告人，于是国民党官方遂在她按铃申告后，促成以下四步骤：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签立赠与契约，将胡适著作物的著作权赠与江冬秀。

二、由赠与人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受赠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办理“赠与”公证。

三、由江冬秀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凭同前项公证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物继承注册。

四、江冬秀凭前项申请注册的收据，向台北地检处为侵害著作权的告诉。

于是，国民党拍拍彼拉多式的双手，大功告成了！

能抛弃吗？

现在，我们就算台湾大学转赠“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产”私赠他人，在法律细节上也是站不住的。为什么呢？

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死者的“遗赠”本可表示“承认”或“抛弃”（“民法”继承编第三章第三节），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的记载，“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长在“转让证明书”上的签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遗嘱第四条所为之“遗赠”，是“承认”而非“抛弃”。

何以说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足以证明“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的“遗赠”为“承认”呢？因为江冬秀的签字，在法律上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签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虽一方面是“遗产”的权利人，在另一方面却是“遗赠”的义务人，就“遗产”权利人而言，为“受遗赠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遗产”权利人的承诺，不能取得“遗赠”的权利；就“遗赠”义务人而言，江冬秀只有签字承认“受遗赠人”的请求，而为“遗赠”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对胡适遗言的实践。

关于“受遗赠人”就“遗赠物”得向“继承人”为交付的请求权，史尚宽《继承法论》第四章第七节“遗赠”有这样的论述：

遗赠分为“包括遗赠”“包括名义之遗赠”及“特定遗赠”三种：

……

（二）包括名义之遗赠，谓遗嘱人就法律许其任意处分之财产，给予其一部分之“遗赠”（民法第1010条第1项。）包括名义之受遗赠人，应对于有法定特留分之继承人，请求财产之交付。

由此可见，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所载江冬秀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仪式，原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举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遗赠人”的身份，本于法律上对“遗赠义务人”亦即“遗产权利人”的江冬秀，为履行“遗赠”的请求，则它已为承认“遗赠”的意思表示，已经毫无疑义。因此，本于“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不得复为主张“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