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3/10页）

这封章太炎的信，是写给他的学生沈延国的。沈延国曾是章太炎主编下《制言半月刊》的三编辑之一（另外两位是孙世扬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后，沈延国曾写了一本《记章太炎先生》的小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写这封信的时间在民国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时候，信中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在挖苦胡适，他说他章太炎自己的学问，像是“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别人偷；可是胡适就不同了，胡适的学问一被人偷，就像鲁国丢掉了“宝玉大弓”，等于失掉了国宝，国宝一失掉，府中就空无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国学大师”，他挖苦人，也用绮辞典故，这是他功夫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为什么要这样挖苦胡适呢？这话追溯起来，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国六年（1917）的9月里，胡适以一个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说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门下，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逿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系，并且都可说是东洋派（留日派）。这些教授们的普遍特色，是国学根底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可是胡适却不如此，他居然在专家环伺的北京大学里，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当然，在那种环境里，胡适跟太炎系的教授们，自然会有分合的场面，例如他跟黄侃就分得很远，跟钱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树人就合而又分。胡适对章太炎，由于钱玄同的缘故，起初保持着很大的敬意，据说他读的一些太炎的艰深著作，还得力于钱玄同的指点。胡适在民国八年（1919）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里，曾提到：“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逿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些话，都是对太炎师徒们很表示好感的话。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标点的书，“凡例”中有标点符号的说明，尤为特色。据说胡适在书出版后，曾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四个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不料章太炎却弄不清这些，当他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多了一条黑线时，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后来当他看到在“胡适”两个字的右边，也有一条黑线，才消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适在旧学根底上，虽然比章太炎差得很远，但是因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学方法上，占了旧式中国学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旧学，成绩自亦不同。他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就曾写过《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9月号）等文字，其中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都有不少微词。从胡适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不论从学术的见解上或是事实的演变上，胡适在北大文学院里，都无法加入太炎系，他最好独树一帜。

在独树一帜的情况下，胡适与章太炎之间，曾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这就是民国十年（1921）关于墨学的争执。这个争执的起点是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墨学谈》一文，里头涉及章太炎和胡适。章太炎看后，写了一封信，骂到胡适，原信如下：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一条，与惠氏百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彼，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此以为说，乃成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