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书店之今昔（第2/6页）

幕府初期，并不禁行好色本（艳情作品），书肆可公然售卖，书籍目录亦不避讳著者姓名。享保七年（1722），政府以好色本坏乱风俗、不利人心教化而一应禁行。宽政三年（1791），幕府整顿社会风气，实行抑商重农之策。学问方面独崇朱子学，禁阳明学，同时禁用奢侈品，禁浴场男女混浴，禁私娼艺妓，整肃出版物，艳情书刊被重教化、讲义气的物语故事取代。这些变动对不同领域的作家命运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曾经极有人气的流行作家山东京传因作品多涉风月情爱，被处以刑罚，作品刻版也尽遭焚毁，而赶上时代风潮，专写侠义小说的曲亭马琴则一时炙手可热。

二

京都的书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现，最早只售卖由大阪堺港传入的汉籍（唐本）。而后，寺院或个人开始经营私刻书籍，手抄本、旧书也渐成为书店经营的内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出版从业者——本屋新七。他在庆长十四年（1609）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是日本最早标注书店名的出版物。

宽永年间（1624-1645），京都涌现大量书肆，兼有印刷、出版、贩卖职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时期在元禄年间（1688-1704）。据《元禄太平记》（1702年版）载，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间，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风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为著名，有“十哲”的美称。其中，村上即村上平乐寺勘兵卫店，代代经营法华宗书籍，也出版医书、启蒙书。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将祖业让给别家，后更名平乐寺书店，仍继续出版佛教书籍，常用的《东方年表》即出自这家书店。

据宽文五年（1665）版浅井了意编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载，寺町通自古为书店聚集的区域。配图描画生动，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出箱”，盛装书本，上有“物之本や”字样。廊下是写着“本や”二字的暖帘，屋内可见堆叠的书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户时期京都书店的情形。每日早晨，书店开门，将出箱、招牌搬到门前，挂上写有“本屋”或“书肆”的暖帘，招牌上写明“古本买卖”“儒书、佛书、和本、唐本”等字样。往来路人或张望，或在店门口翻书，或有熟客到店内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楼的风景，大概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情状。据东京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浅仓屋书店第十一代主人回忆，从前熟客到店里买书，会请到二楼小坐。若是大客户，则会请他亲自到仓库内看书，还有筵席招待。有些书店还兼营药房，卖些常见散剂，客人买了书，还会顺便给家里女眷买付药。这是江户旧书店的风情，亦可作参考。

住吉具庆绘《洛中洛外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元禄年间京都书店的风景，店门口是过路卖花人

宽文五年（1665）版京都地方志《京雀》中所绘寺町通书店情形

江户时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号、店面，很多直接写着“某某书肆”的招牌，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书坊。其时出版商与书店是合二为一的，从制作版木到印刷、发售,是连贯一系的工作。而且，店里不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还有别家出版的新书及各种古旧书籍。书肆拥有版木，即拥有版权，只要通过书店联合会（本屋仲间）获得幕府町奉行所的许可，便可以出版、发行图书。一些拥有版木的寺庙、私塾，也会委托书肆印行书籍。比如伊藤仁斋开创的古义堂便拥有大量藏版，请书肆发行图书之际，可按发行数量收取费用。如古义堂藏版、享保庚子(1720)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本《孟子古义》卷末有“古义堂藏板”之印，注明“每部有图章记号，无是者皆属赝本”“享保庚子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

古代城市同类经营者集中在同一地域，日本称为“同业者町”。京都二条的药屋、夷川的家具屋、六条的数珠屋、西阵的吴服屋、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本屋街，又如过去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街，皆属“同业者町”。据《京雀》载，当时书店多分布在寺町御灵神社以南到五条、西堀川三条以南、一条堀川等区域。又据贞享二年（1685）刊刻的京都观光旅游书《京羽二重》载，书店多聚于寺町通。此时京都代表性书店多聚于寺町通、二条通、六条通、堀川附近。寺町通一带多有禅宗、天台宗寺院，专售佛教书籍的书肆自然很多。二条通临近乃公卿家、宫人、士家阶层所居之地，故多儒书、国学书。六条通有东西二本愿寺，佛书书肆亦颇繁荣。有关京都书店与寺庙的关系，与藤井文政堂主人聊天时，曾听到这样详细精彩的一段：“江户时藤井家并非专营佛教书。那时的书店，一般都有兼具出版、发售两种责任。读者有什么需求，就去印什么书，然后拿到店里卖。跟现在做畅销书是一个想法。京都寺庙多，老和尚教年轻僧人念经，就需要教科书，也就是各种经典。平常行动坐卧该有何规矩，如何为檀家举办葬礼，各宗派都有前代师傅写下的总结，也需整理出版。明治初年虽有废佛毁释、神佛分离的运动，但寺庙并没有彻底衰败，毕竟佛教在日本浸淫日久，势力盘根错节。与德川幕府世代交好的东西本愿寺面对时局，转向明治政府低头效忠，东本愿寺还响应政府号召派出大批僧侣远赴北海道垦荒。脱亚入欧之际，许多人出国留学，回来后用哲学研究方法看待佛教，写了很多书，我们也出版过。在我看来，明治以后佛教的发展，相对江户时代成果更大，因为研究者更有学问，佛教也近代化了。受此恩惠，当时京都的书店很兴旺。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我家就专营佛教书了。佛经主要有木版、珂罗版两种。明治末大正初，流行铜凸版印刷，木版师傅几乎绝迹。我家也不再出版木刻本。只有贝叶书院家的木版印刷技术至今未废，是京都唯一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