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书店之今昔

一

京都是日本的旧都，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至此，废平城京、长冈京，据传统堪舆学选定平安京，“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京都盆地有东山、北山、西山三面合围，高野川、贺茂川、桂川朝南流去，确可称“山河襟带”。又仿长安城里坊制，将城市划分作横平竖直的格局。柯南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口》有一首关于京都地名的歌谣，由北到南，将京都十条主干道串起来唱了个遍：“丸竹夷二押御池，姐三六角蛸锦，四绫佛高松万五……”也就是丸太町路、竹屋町路、夷川路等等。古代平安京分左右（东西）二京，右（西）京曰长安，左（东）京曰洛阳。右京地势低洼，水患繁兴，日渐衰落，于是城市中心也逐渐移往左京。“洛阳”这一古称在京都也留存至今。城内叫“洛中”，城外为“洛外”，如今还能见到“洛阳女子学校”“洛南小学”等名称。纵横的棋盘间，随处散落着历史悠久的寺庙、神社、老铺，动辄几百年历史，但京都几经兵燹火患，这些建筑多数度重建。

京都有古谚云：“都人官居五位。”意思是天子脚下的百姓抵得上五品官员。京都人有许多可矜傲的东西，悠久的历史，受自然恩惠的风土，平安贵族流传的文化，文雅动听的方言——外地人难免侧目，攒了许多京都人排外的故事。明治维新后，1869年国都东迁，京都遂与奈良同为旧都。从此“上京”的“京”成为东京，标准语也以关东语为本。各大企业、老字号纷纷向东都扩展势力，香店、笔铺、渍物店、和果子店……旧书店也不例外。

说起来，京都是日本图书业的滥觞之地。印刷技术普及之前，书籍流通只有抄写一途。平安时代（794-1185）中后期，渐有木版印刷的佛教经典流传。而这些印刷物只流行于寺庙、贵族间，并未流布民间，当时贵族阶层所用的文学书籍亦仅止于手抄卷本而已。

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约1185-1333）以后，新旧宗派的寺院开始有各自印刷的经典，也产生了各种版本。如春日版，即奈良法相宗兴福寺的出版物，多卷子本与经折装，以宽治二年（1088）所刊《成唯识论》最为古老。镰仓时代，春日版大量流布，被供奉入各地寺院与神社，得以妥善保存。又如叡山版，是天台宗延历寺所出，今有《法华文句》。其余还有净土教版、高野版、泉涌寺版、南都版、东大寺版等等。

镰仓时代，儒学书籍日益多见。镰仓后期，受宋元时代禅学书籍出版兴旺之影响，以镰仓五山、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现了寺庙开版印行的刊本，即所谓“五山版”。其与此前的寺院出版物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以复刻、仿刻宋元版为主。佛教书籍之外，还刊行了中国流入的大量类书、诗文集，亦不乏日本本土著作。到南北朝时代（1336-1392），天龙寺、临川寺的出版事业迎来高潮，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刻工，相当活跃。

应仁之乱（1467-1477）后，京都佛教书籍的刊行略呈衰势，寺院出版活动日渐式微，而地方实力雄厚的大名仍保有较强的出版实力。直到战国时代的兵火平息，京都才又成为出版的中心。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出版史有两大事件。其一为吉利支丹版的出现，其二为大量朝鲜本的传入。吉利支丹版即天主教传教士为传教与学习日语而以西洋活字印刷术出版的书籍，如《天草版平家物语》《日葡辞典》等。因德川幕府的禁教活动，鲜少传世，即便片纸零楮，也有很高价值。室町幕府时期，渐有朝鲜版经贸易、外交等途流入日本。但大量朝鲜铜活字与铜活字本流入，还要等到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发起壬辰倭乱与丁酉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时的掠夺。文禄二年（1593），丰臣秀吉将掳回的铜活字献给后阳成天皇。同年，后阳成天皇下令开版铜活字本《古文孝经》（今已不存）。庆长二年（1597），又印行《锦绣段》《劝学文》。《劝学文》跋云：“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模写此书。”此后至庆长八年（1603），印刷有大量书籍，即敕版庆长本，版本价值很高，亦可反映当时公家贵族学问兴趣之所在。

江户时代（1603-1867）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中,京都牢牢占据出版中心的位置，那时候的图书，也多由寺院或官家所刻，非商业经营性质。江户初期，仍是京都独大，中期以后，江户、大阪与京都竞争激烈，而在佛教、美术工艺等书籍方面，依然难追京都。直到皇权复古、明治迁都，京都出版业才真正衰颓，难追昔日隆盛。

江户时代的出版物极为丰富，其中，佛教类图书约占半数，其次是儒学书籍与汉诗文集，这些被视为最正统的书籍，呼作“物之本”。绘本、御伽草纸、好色本、女训书、料理书、旅行书等老少妇孺咸宜的趣味书，呼作“草纸”。此外，还有开本较小便于携带的“小草纸”，以及“一枚摺”，即“瓦版”，多见于祭典等活动，类似新闻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