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师的岁月

做菜的厨房里,是个熬年头的地方。

但他一直努力着长进,他觉得自己发展的速度挺快,就像所在的这座城市一样。

那是下午。艺沁烹饪职业学校的校长孟爽,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

他高大壮实,短发大眼。他一边摆弄着平底锅里煎着的鸡,一边慢条斯理地向身后的学员说着什么。今天是堂一对一的小课,学员是个长相不错的东北姑娘。她并不想当什么厨师,只是要了解一下西餐的大概,过完春节,她要出国开餐馆。

“这道菜,除了鸡之外还需要面粉、淀粉、油、盐。你知道这四种主要的辅料在这里代表什么吗?”他突然回头问了句。

“不知道。”姑娘一脸茫然地抬起了小本子和笔,准备记。

“面粉代表附着力,面粉过多,与原材料就相结不上,就意味着黏牙咬不动;淀粉代表着脆和硬,淀粉多就会有硬糊,淀粉少就会挂不上。

油代表着细腻和光滑,油多了就会散花炸不拢;盐代表着味道,盐多了就意味着咸……”

这是间专教西餐的小教室。靠着墙的台子上是电磁炉、电烤箱、切菜台、水池,台子的正对面是放调味料的大架子。

“老师,西餐要用多少作料啊?”姑娘问。

“几百种吧,铺天盖地。”他漫不经心地说着,转身从架子上拿了瓶白兰地,拧开瓶盖,用拇指按住瓶口,倒过来,上上下下地抖了些到煎锅里,响声伴随着鸡和酒的香味立刻弥漫在这间不大的教室里。

姑娘津津有味地品尝刚出锅的鸡肉时,助手开始准备下道菜的材料。他背着手走到窗口。他喜欢在休息的间隙俯瞰院子里那些枯黄的树。还有两天学校就放假了,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都请假回家了,所以,他亲自演示。

站了一会儿,他在窗边的小圆椅上坐下来。斜阳夕照时分,天边的晚霞开始灿烂,金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在他尖尖的皮鞋头上一闪一闪的。他喜欢黄色的光,这让他想起胡同口的路灯。

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爱弹吉他的人到处找人切磋吉他,叫“切琴”;爱唱歌的找人比歌,叫“切歌”,他则每天拎着象棋袋子去路灯下找老头,他喜欢“切棋”。他的梦想是当棋手,天天跟人下象棋。

他棋艺不错,在学校和家附近一带难逢对手。当棋手的梦想在胡同口昏黄的灯光下伴随着一次次的胜利膨胀着,直到有一次他跑去什刹海体校找专业队的人挑战,败得落花流水,梦想才算是破灭了。初中时,他上的是北京太平路中学,那是所差学校,他是差班里的差生。他不是没有学习的头脑,也不是坐不住,只是对老师上的课没兴趣。这让他中考时,就差两分,险些没毕业。

父母说,念不了书,就去当兵吧。

他不爱当兵。他家在万寿路的总参大院里,父母都是军人,他是听着起床号长大的。部队大院的孩子没人稀罕当兵,他觉得,与外面那些渴望绿军装的孩子相比,再没比当兵更容易的事儿了。

到大饭店工作才是最让人羡慕的。满街人都还在穿“板儿蓝”(蓝色中山装)、“板儿绿”(绿军装)和“红片儿”(红塑料底的黑布鞋)的时候,大饭店上班的人已经穿上西服和皮鞋了。除此之外,大饭店收入还高,还能往家拿吃的。

机会是在1985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来的。街道居委会通知有北京市户口的待业青年,可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招工面试,他就弹簧般地蹦着去了。那天特别冷,手指被冻得伸不直。宾馆前排队的足足有一千多人,长龙一样,见首不见尾。轮到他时,面试的人随便问了两句话就把他录取了。那时候,外事服务讲究个好模样儿,他刚好浓眉大眼,还一米七八的个儿。

16岁的时候,他当上了服务员。那时候,刷盘子、洗碗、扫地、擦玻璃,什么活儿服务员都得干。他形象好,领导让他负责上菜。从厨房到餐桌,他每天端着香气扑鼻的菜来来回回地“跑短腿”。一路上,那些美味佳肴都在引诱着他。一开始他偷吃,后来他发现可以用从宴会上截留下来的酒水去跟厨师换。那时候,茅台才5元钱一瓶,一瓶茅台能换三个菜。

他开始对厨师产生了某种敬意。他想,有朝一日,那些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是他做出来的,那该多好。

当了两年的服务员后,厨房缺人,他就申请去了。那时候,服务员是不愿意去厨房工作的,他们管在厨房工作的人叫“伙夫”,他们觉得“伙夫”的工作又脏又累,他们甚至嘲笑说:“腰大脖子粗,不是大官就是伙夫。”

他觉得去厨房挺好,起码能学门手艺,比“跑短腿”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