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药同仁堂

老辈子人不大明白什么叫品牌。他们心目中的商业信誉完全凝聚在高悬于店铺门面之上的那块牌匾里。那叫字号，生意人看得比命都金贵。

光绪庚子年，北京城里闹八国联军。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前门外大栅栏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三千多家商号的铺面连同祖传的牌匾化为灰烬。唯独路南一家药铺的老匾被一个小伙计拼着性命摘下来，藏在后院的杂货堆里躲过一劫。大火过后，老掌柜含着泪接过小伙计抱在怀里的老匾，那上面三个金字——同仁堂完好无损，落款是康熙八年己酉。重张开业的时候老匾被重新高高挂起，一挂又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66年，毁在那场浩劫里。

许多老北京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大栅栏街南那处与众不同的下洼门。门上悬“乐家老铺”的横匾。推开店门抬头看，“同仁堂”黑漆老匾就高挂在店堂正中，金色的大字闪烁着沉稳的光泽。左有“琼藻新栽”，右写“灵兰秘授”。一字柜台内的正面是一扇屏风，两侧整齐摆放着几排大瓷药罐子，罐子上醒目地写着各种中成药名称——牛黄清心丸、防风通圣丸、苏合香丸等等，数以百计。高高的饮片柜台后是巨大的药斗柜，一个个小抽屉上整齐地标明饮片名——银花、连翘、生地、甘草……柜前的师傅手持药戥子有条不紊地拉动抽屉忙活着抓药，之后一转身，准确而均匀地分装在柜台上摆好的一排白纸上。大查柜逐味号包核对无误，把印着功能主治的小票放进小包里，包成上尖下方的一个大包，这就是俗话说的“一口印”。店堂里药香四溢，充盈着古朴优雅的气氛；收款台算盘噼啪作响，仿佛传递着来自远古的声音。

同仁堂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中药铺。他家的老祖宗乐良才和许多老北京的祖先一样，是永乐年间随着明朝迁都从江南来到京城落户的。他当时只是走街串巷的铃医，手摇串铃行走于京城的胡同街巷之间，凭借着简便、速效的医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几代人下来，乐家不仅变成了老北京，而且成了享誉四九城的名医。

北京自古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管您来自天南海北，只要在这儿住久了，就能被这里的规矩和传统所融化，言行间带上京城的做派。老乐家到了曾孙子乐显扬，凭借着祖传医术和自己的悟性当上了朝廷的太医院吏目，结束了几代游方郎中的生涯。那时已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朝廷归大清了。

秉性朴诚的乐显扬并没有靠着太医院混入仕途。在他看来，“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家传的手艺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乐显扬广读方书，精研医术，他制作的丸、散、膏、丹谨遵炮制之规，必求道地药材，靠着显著的疗效在朝廷内外享有盛誉。康熙八年（1669），阅尽千帆的乐显扬开设了一间药室，请人刻了那块“同仁堂”的牌匾，以彰显自己“公而雅”的心志。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的三儿子乐凤鸣继承父业，在前门大栅栏路南挑起了同仁堂药铺的字号。

药铺创建伊始，乐凤鸣整整花了五年的功夫编纂成了堪称经典的《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记载了乐家的祖传秘方，收录了宫廷秘方、古方和民间验方等等总计三百六十多个。更可贵的是，书中明确了同仁堂独特的经营理念，“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简物力”。这句话铭刻在每一个同仁堂人的骨子里，支撑着这家老药铺历经多少次天灾人祸和战乱滋扰，在风风雨雨里绵延了三百多个春秋。

有人说，同仁堂的罔替不衰是仰仗了清宫的支持。这话说得有些道理。封建时代京城里的买卖人连个开茶馆的都知道“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重要”，何况开大药铺的呢？商户要想生意做得安稳踏实怎么能没有朝廷做靠山？同仁堂也确实靠的是供奉御药房而发的家。而且，在极度艰难的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出面挽救同仁堂于水火之中。比方说乾隆十八年（1753），同仁堂遭受火灾，当时老铺主病故，小铺主年幼，全部资产还不够还债的。就在乐氏一门孤寡穷途末路之时，乾隆皇帝亲自“垂怜”，不但赏赐了维持生计的钱粮，还命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同仁堂”的烂摊子。同时规定“同仁堂”这块牌匾不能更换。到了清朝末年乐家第十世的时候，同仁堂的官商特性更是登峰造极。乐平泉不仅广交王侯贵戚和各衙门的官吏，甚至还出钱捐了个二品典封，受赏顶戴花翎，成了和巡抚同级的红顶商人。没有官府的支持，同仁堂难以度过那么多次内外倾轧、子孙不肖和经营不善。

不过话又说回来，同仁堂的药若是没有独到的功效，皇家和官府也不会如此青睐。毕竟药不同于其他商品，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皇亲国戚们更惜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