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游戏说”之外,博尔赫斯还时常在文章和讲演中发表一些费解的惊人之言。比如,一个人只能成为众人,而不能成为他自己;比如,作家创造他的先驱,而不是相反;再比如,一个人其实并没有生命,他的无数个夜晚连一夜也不存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写同一本书;世界各个民族地区的文学都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等等。

假如我们仅仅从这些话语的字面来看(而不去考虑他的上下文关系,不管他的言论中所包含的隐喻),这些话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人其实并没有生命”这句话的上下文,他在耸人听闻的言词之下,究竟想表述什么样的思想。

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上旬,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率领着秘鲁的轻骑兵队,决定了胡宁的胜利;一八二四年八月上旬,德·昆西发表了一篇对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的激烈抨击;这些事件并非同时代的(它们现在是了),因为这两个人死去时——一个在蒙得维的亚城,另一个在爱丁堡——都不知道对方的一切……每一个时刻都是自立的。无论是复仇,宽赦,甚至遗忘,都无法修改无懈可击的过去。对于我,希望与恐惧似乎也同样的虚幻,因为它们总是指向未来的事件:即指向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我们是细致入微的现在。我被告知现在,心理学家们的似是而非的现在,延续期介于几秒钟到一秒钟的一段微小碎片之间;那也可以是宇宙历史的持续时间。也就是说,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正如一个人并没有生命;他的无数个夜晚甚至一夜也不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存在,但不是它们想象性的联结。宇宙,事物的总和,是一堆聚集物,同莎士比亚在一五九二至一五九四年间梦想的所有马匹的聚集一样只在于臆想之中——一个,许多,没有?我补充:倘若时间是一个心理的过程,那么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两个不同的人——如何能够将它分享?

博尔赫斯在这里试图证明的,是历史和时间的非连续性,也就是说,我们习以为常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装饰物。卡夫卡曾经论述过这种装饰物的各种变形。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装饰物亦会变得更加繁多(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像镜子一样迅速繁殖”),令人眼花缭乱。这种因果关系、连续性表面上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异常坚固,逻辑严密,而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从时间上来看,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和德·昆西的不同作为,发生于同一时刻(一八二四年八月上旬),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在博尔赫斯看来毫无意义,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行为动机,行为也产生不同的后果,由此,博尔赫斯认为,这两个处于同一时间段的人其实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的时刻实际上都是自立的,单独的,孤立的。另外,即使是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不连续的,因为一个人假如因为犯了罪而被处死或监禁,惩罚是不能修改过去的。而对于未来,博尔赫斯进一步论证道,我们对于未来有着无数的想象,希望或恐惧,但绝大部分对于未来的想象都不会被证实。即便勉强被证实(比如一个人的命运兑现了他期待中的成功),那也是一种假象(我记得歌德在《浮士德》中也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博尔赫斯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的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其实也是不连续的,而我们认为它是连续的,这是一种文化、文明进程带来的幻觉。你不会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河流早已变化,而你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生活于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之中,这是个人的命运的悲剧所在。

但是,博尔赫斯并不是在一个普泛的意义上决然否定文明进程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他始终是从一个个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人类、集体的角度来说,哲学、科学,甚至心理学的建立起来的连续性当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具体到个人,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人类的文明、进步和愚昧都不能担保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正如卡夫卡在极度悲哀绝望之中,也拒绝将个人的痛苦普遍化,荒谬或绝望只能是一个单独个人的荒谬感和绝望感。一个人不小心于某一个时间段沦为一个不幸的人,只不过恰好在这个瞬间,“上帝的心情不太好”。博尔赫斯引用萧伯纳的话进一步来证明上帝的正义:谁杀死一个人,谁就毁灭了世界。

你所能遭受的是世上所能遭受的最大的一份。倘若你死于饥饿,你将遭受曾经有过或将有的所有饥饿。倘若一万人与你一同死去,他们和你共命运不会使你一万倍地饥饿也不会使你的饥饿时间增长一万倍。别让自己被人类苦难的可怕总和所压倒;这种总和并不存在。无论是贫穷还是痛苦都不是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