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是过多地沉湎于冥想,沉湎于那些由宇宙的浩瀚和时空的无穷奥妙所组成的虚幻之境中,他本人也很容易成为虚幻的一个部分。博尔赫斯认为,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虚幻的,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它是由一个更高意志(智慧)的主宰(也许是上帝)所做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梦。另一个梦,是博尔赫斯和所有的人共同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日常生活。应当说,博尔赫斯的冥想或梦本身就是最完整的作品,它是秘密的,不可言说的,如果一定要说,只能借助于隐喻或比方,由此,博尔赫斯留下了一些关于这个世界图景的作品,诗歌、小说、随笔和文论,数量不算多。有些混乱复杂,曲径分岔;另一些则简洁、流畅。博尔赫斯一生依赖于书本,前人的文字不仅哺育了他的想象,给予他形式技巧和哲学方法,也给了他取之不竭的素材。但博尔赫斯对于书籍和文字亦持有某种深刻的怀疑,和所有的写作者一样,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他曾经用暧昧的语调谈起人类历史上的焚书事件,谈起中国的秦始皇,那些没有成功的文化劫难。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卡夫卡焚毁自己手稿的行为,博尔赫斯不想模仿他。要是没有了文字和书籍,甚至没有了语言,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博尔赫斯即便有了自己的答案,他也绝对不会说出来。

博尔赫斯虽然并不否认卡夫卡作为一个描述官僚制度和人类绝望困境的作家所具有的意义,但他更愿意将卡夫卡看成一个幻想小说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修改了我们对于过去的观念”,也就是说创造了幻想小说的先驱,属于由芝诺、韩愈、克尔凯郭尔、勃朗宁、布洛瓦和邓萨尼勋爵共同创造的没有边界(国界)的传统的一部分。这一论述本身即带有幻想的成分。在谈到另一位爱好冥想的作家霍桑时,博尔赫斯同样充满了敬意。霍桑让博尔赫斯敬佩的,并不是他那部名闻遐迩的《红字》,而是那些想象奇特、气氛灰暗、主题古怪的短篇小说,包括那篇著名的《韦克菲尔德》。博尔赫斯在一篇分析霍桑的长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韦克菲尔德怪异的行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也许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博尔赫斯对故事的复述与解析,其魅力也许超过了霍桑的作品本身。一个人感到绝望,受到诱惑,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往往是生活现实的巨大压力所致,至少,被引诱意味着引诱者的存在。而在霍桑的那些多少有点深奥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一闪而过的意念、一个梦就足以让人脱胎换骨,从日常生活的天堂坠入自我怀疑的地狱。也许正是这种倾向迷住了博尔赫斯,他和霍桑一样,都是意念大师。霍桑首先是一个幻想者,其次才是作家。博尔赫斯在做出这样的论断的同时也公布了他的理由:霍桑身后留下了多达数千个故事的构思,但霍桑并未将它们写成小说出版。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是作品惟一的读者,博尔赫斯认为,写作很像是一个人写给自己的愉快而无用的信件,只不过是游戏。他这样说,并非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在他看来,整个人的生命都是游戏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这是一种充满野心和自负的谦逊。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和悲哀都同样突出。

有人说,博尔赫斯的小说是超政治(或者说超越现实)的,他观察、思考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哲学和世界观则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神秘的。这些笼统的说法并没有错,也许正是这些笼罩在他身上的特殊的光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年轻的追随者,当然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和轻视。在众多的追随者眼中,博尔赫斯的小说由于远离了社会现实、政治层面的一般描述和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反而给“想象力”留下了足够多的空间,从而解除了创作上的许多束缚。

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广泛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作家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博尔赫斯的哲学思想,相当一部分人只不过是借助于他作品的幻想色彩,为处于敏感政治学、庸俗的社会学、陈腐的历史决定论重压下的中国文学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副作用的出现,那就是对博尔赫斯的误解。

一位很有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我在这里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但愿他看到这篇文章能够发出会心一笑)在向我推荐《交叉小径的花园》的时候,曾经严肃地向我指出,博尔赫斯是文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改变了文学的基本格局发展趋势,从此,世界文学将翻开新的一页。还是这个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时,博尔赫斯已经不那么时髦了),突然来到我的住处,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我们的创作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像博尔赫斯那样装神弄鬼是完全没有前途的。我记得我妻子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们从来就没觉得博尔赫斯是在装神弄鬼。言下之意:你才装神弄鬼呢。我的这位朋友当然很不高兴。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博尔赫斯有所眷恋。这被许多人认为不可救药。在八十年代,博尔赫斯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标签,一经贴上,作品似乎立即熠熠生辉。而如今,情况又倒了过来,他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猛虎,人们要去衡量一个作家是否还有前途,就要看他是否还在喜欢博尔赫斯。这使我想到,自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波诡云谲,各种思潮、观点、叙事方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很是热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横空出世,如过江之鲫,各展身手,令人目不暇接。但仔细一想,热闹倒是热闹,若说在真正文学观念上有什么长足进步,倒也很难说。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并无太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