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灯记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连日的重感冒和花粉过敏终于止住了,虽说凉风一吹,我仍然头疼欲裂,但是,为了一桩说不清楚要紧还是不要紧的事,我还是坐上了去府中的电车,电车里人迹稀少,沿途所见也和十五年前并无什么分别:高楼,小店铺,广告牌,奔涌的人流,选举车的噪音,一张一张漠然的脸,满世界的樱花都开得像心如死灰的人正在自杀。

  唯有到了府中车站,往外走时,站台上突然想起了《秋樱》的调子,我的心里还是震颤了片刻。

  十五年前,我曾经每日里在这车站进出,一草一木无不烂熟于心,所以,一旦在站前的小广场上站定,那些埋伏在身体里的记忆,霎时之间便就全都复活了:往东是绿町,往西是晴见町,更远的地方,还有天神町和分梅町。

  我要去的地方,正是分梅町,也不知道算不算矫情:我去那里,是要找一盏灯。

  那盏灯,有半人高,悬挂在一座狭小神社的门口,因为是用紫色的油纸包裹,到了晚上,它便通宵散发着紫色的光芒,每逢下雨的晚上,光影在雨雾里散开,弥散了半条街,看上去,就像一场召唤,如此,哪怕隔得远远的,我也总想快跑两步,好去靠近它。

  在神社的门口,紫灯照耀之处,有一间电话亭,几乎每隔两三天,我都要去那里给国内打电话,如果下雨或者落雪的夜晚,神社的屋檐下总会三三两两聚着些躲雨躲雪的过路人,过路人里自然也有中国人,这样,我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就能听见屋檐下有人说中文,当然也有心上去攀谈几句,但终于还是没有。

  ——那应该是在圣诞节前后吧?其时,东京虽然没有像往年那样陷入大雪,雨水却是终日不休,下了整整半个月,那天晚上,我从打工的地方回到府中时,已经都快要到了凌晨时分了,终于没能忍住去神社前的电话亭里打个电话,电话却坏了,拨了半天都没拨通,我只好推门而出,颓然离开,却被一个人扑面拦住了。

  对方说的是中文,径直告诉我,天气实在太冷了,如果我有钱的话,他想找我讨一点,好去买酒喝。见我不知所以,他又接着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因为他听见我一直在电话里愤怒地呼喊着“喂喂喂”。

  当时,我在东京已近穷途末路,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只是一直没有凑齐回国的路费,我早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好多遍:一旦路费凑齐,一分钟也不要停,立即打道回府。

  可是,这一晚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因为某种莫名的怨怼,可能仅仅只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竟然毫不心疼自己口袋里一点所剩无几的钱,痛快地答应了找我讨钱买酒的人,而且还提议,先去把酒买来,而后,就在此处,两个人一起喝。

  他显然没有想到,笑着连声答应,这时候,透过那盏紫灯散出的光晕,我这才看见,他的双眼其实是坏掉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倒是没有多想,只想着赶紧来一场放纵,既然他的眼睛看不见,我就狂奔到了街角还没关门的最后一家小店,掏出所有的钱,全部买了酒。

  说起来,还是青春好,手起刀落,不管不顾。

  酒买回来,雨也下大了,我们端坐在紫灯之下,一人一瓶,身上也就热烘烘地暖和了起来,有时候,当我抬头望见头顶上的紫灯,竟然生出了今夕何夕之感,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在异国,而是在故乡的家门口,母亲和方言,都近在咫尺。

  多少有些伤感的时候,我便问他所为何来,又何以至此,他其实知道,我是在问他的眼睛,也就如实告诉了我。原来,他是云南人,早我八年就到了东京,一直没能混好,只好四处给人打工,服务员,看门人,在马路上刷油漆,在车站和学校卖电话卡,这些生计,他全都干过。两年前,他在一家垃圾处理公司打工的时候,从吊车上坠进了一处山丘般的玻璃堆,当即,两只眼睛都被玻璃碴刺瞎了,近几年,他一直在忙着和那家垃圾处理公司打官司,但时至今日,他还没有收到一分钱的赔偿款。

  听完了他的出处和来历,除了默不作声,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终了,还是只能跟他继续干杯。

  又迟疑了一会,我问他,还想不想回国,他却让我去看头顶上的灯,然后告诉我,从前,他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这里一共有三盏灯,一大两小,看上去,就像一家人,这么多年下来,两盏小的早就不知所终了,只剩下了最大的一盏还在这里。他的情形跟这盏灯差不了多少:国内的妻子带着孩子早就消失了,不管写了多少信也不回,所以,他也就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