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俄剪影[1]（第3/9页）

或许就是如此，而这样一种逻辑背后的道德观实在相当乏味；不过我们在这一方面从不贪吃(因为我们完全能接受我们前辈的消失，照此看来我们或许应将历史逐出人文学科，直接让它与自然科学各学科并列)。另一种选择就是去区分事实和描述，将每一个历史事件都看成克利俄在人间独特的现身，其现身之原因并非我们的形式逻辑，而是她本人的独断意志。在这种情形下会出现的一个缺陷就是，由于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一贯采用的理性思维和线性思维，我们或许会惊慌失措，要么是作为伦理生物存在的我们会彻底崩溃，要么是(更有可能)我们会奔向笛卡尔式的固执。

这两种结局都不理想，都无法令人满意。我们不可能将历史视为一个为各种清晰规律所左右的理性过程，因为它时常过于偏爱血肉。同样不可能将它看作一种具有神秘目的和追求的非理性力量，原因也一样，即它是以我们人类为素材的。靶子无法接受子弹。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本能发出了这样一声呼喊：“我们能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我们是线性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相信，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性进程还是一种非理性力量，历史都是一条紧跟着未来的狗。线性思维无疑是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工具；在这一本能和我们的末世论偏好这两者的冲突中，获胜的永远是前者。这是一场皮洛士的胜利^{[6]，但重要的是战斗本身，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其实就近乎于我们自己所处的当下之外延。因为我们知道，每一颗子弹都是从未来飞来的，未来为了自己的到来，不得不清除现实之障碍。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观之内涵，这就是人们对阐释的偏爱总是胜过事实的原因，这也就是非理性版本总是被摈弃的原因。}

与本能进行争论是艰难的，实际上也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渴求未来，历史只是在使这一渴求或曰未来本身合法化。如果我们真的十分关注我们将对年轻人说些什么话，那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应该将历史定义为已知事实以及关于它们的阐释这两者的总和。十有八九，我们会仅仅满足于后者，因为一旦提及某一事件，这即已构成阐释。由于阐释不可避免，第二步便是出版一部世界历史的编年正典，在这部大典中，每一个事件都应该得到最低限度的阐释，比如说，保守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弗洛伊德理论的阐释，或结构主义的阐释。这会构成一部篇幅巨大的百科全书，但我们似乎十分关心的那些年轻人却至少获得了一种选择机会。

除了能使他们的思维更具胆魄，这部大典还能使克利俄的形象更为立体，使她在人群或客厅里更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侧面像、四分之三侧像，甚至是正面像(画出最后一个毛孔，就像是年鉴学派^{[7]的手法)都注定不会显现画中人藏在背后的手中拿着什么。这样便会降低我们的警惕性，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撞见我们的：我们放松了警惕。}

这样一部大典主要的诱人之处在于，它或许能让年轻人了解到克利俄那种非时间的、无规律的天性。时间的缪斯就其定义而言，不可能被人们手工制作的编年史扣为人质。很有可能，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恺撒的遇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次序相反，或者完全不曾发生。对任何一个已知事件同时做出多种阐释，我们或许不会因此撞上大奖，但我们能对老虎机有个更好的了解。使用这部大典的累积效果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独特影响，但这无疑能促进我们的防御能力，更不用说我们的形而上学了。

关于历史之意义、规律和原则的任何话语就只是一种旨在驯养时间的尝试，是在寻求可预见性。这构成一种悖论，因为历史几乎总是让我们措手不及。仔细一想，可预见性恰恰出现在震惊之前。震惊通常会造成损失，可这应被视为人们为舒适付出的账单。转化为形而上学的后见之明会将这一倾向解释为对时间那单调的“滴滴答答”作出的回声。遗憾的是，时间也具有刺耳尖叫之倾向，于是，我们的回声就是一座座万人冢。

就这一意义而言，人们对历史所知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这并不是说众多的拿破仑都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问题在于，论述之理性暗示着对象之理性。前者是可能的，后者却不可能。此类作为的后果即自我欺骗，这对于某一位历史学家而言全无问题，饶有趣味，可至少是对于这位历史学家的部分读者而言，这却常常是致命的。德国犹太人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或许应该就这个问题稍稍多谈几句。不过，我们试图借助学习历史来欺骗自己，其首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一个人口中的肉可能会成为放倒一千个人的毒药，抑或这块肉也有可能不够吃。我们现在来谈一谈黑奴制的起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