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艾晓明

晓明，你好！

来信收到了。

我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把《2015》改好了，改成了三万来字一个中篇。这个小说的前身就是我有关“数盲”的故事。写东西从来也没有这么费劲。最近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噩梦。

维纳曾说，艺术家、科学家与棋手不同，棋手的成败取决于在一局中有无败着，也就是说，他的成就取决于他的最坏状态。艺术家是反棋手，一切取决于他的最好状态。其实不用维纳说，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自己：我们是休眠中的火山、是冬眠的眼镜蛇，或者说，是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自己的最好时机。也许这个最好时机还没有到来，所以只好继续等待着。在此之前，万万不可把自己看轻了。但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更好的时机。不管怎样，也要拼命地写。结果是患了痔疮。所以，不久的将来，我也要允许自己休眠一个时期了。

不知你还要在香港待多久。那地方很富足，但文化气氛不太好。假如有了一块自由的飞地，人们总要利用这机会来赚钱，这就是文化人所不解的事情。我想象有个地方古树参天，绿草如茵，人们穿着羊毛袍子，手持铁笔和蜡板，悠闲地走来走去。小时候我哥哥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古希腊哲人去看朋友，朋友不在家，就讨块涂蜡木板，随手挥洒，画了一条曲线，告诉主人他来过了。那位朋友回家时，见到这块木板，为曲线的美所震惊，急忙怀揣木板，埋伏在第一个希腊人家附近，等他出了门，才走进他家里，留下一块特意画好的木板……这个故事再讲下去就没有意思了：当然，第一位希腊人回家后，看到客人留下的图版，又画出了最美的曲线。我猜这个故事是我哥哥信口胡编的。但我当时信以为真。人在小的时候，容易把各种故事信以为真。时至今日，我还以为，人有闲暇，去想象一点世上没有的东西，是很好的。

银河不久去香港，到时候让她把稿子带去吧。

小波敬上7月24日

晓明，你好！

来信收到了。我手头所有昆德拉的书都被一个女同性恋弄走了，所以对昆德拉无法发表意见。不过我觉得他似乎不是个拥有无穷写作源泉的人。口诛笔伐地用理念来反对平庸，并不是有效的反对方法。一个小说的作者，似乎该用作品的丰富多彩、惊世骇俗来反对平庸。很直露地把这种不满写出来没有力量。

我当然以为平庸无所不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你该想出点不平庸的事来说说，不能总说：我反对。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就是这个道理。艺术里总得有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不只是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当然，假如你说昆德拉的书不是小说是哲学，我倒看不出什么不足之处，但恐怕真正的哲学家就会起而攻击，嫌他不够严肃了。

我很喜欢昆氏能把人性的不足玩乎于指掌之上，但我以为，作为真正的小说家他有些不足。真正的小说家把写作看做一种极端体验，用这种体验来构造世界。用福柯的话来说：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昆氏写小说的态度，多少有点玩一把的意思，就如钱钟书写《围城》那个样子。这种态度是我不喜欢的。诚然，作者怎样写，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但一部作品是一种改变自我的认真尝试，还是玩一把，这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当然，福柯的话总是太过惊世骇俗。我有一种比较中庸的说法：写一部小说，或是作者操作了一些什么，或是作者自身被操作了一番；我赞成的是后一种。我以为像卡夫卡、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都是后一种。通俗作家都是前一种。我觉得昆德拉有点通俗作家的作风，但愿不会得罪你。

……

在我们这里，假如谁要奉献一点可观的东西，就需要冷静而睿智，同时在内心深处彻头彻尾的疯狂。这可不那么容易。

……

小波敬上9月1日

晓明，你好！

谢谢你惠我两本书。你要的书我明天寄去。近来我事情多，经常不在家，把这事耽搁下了。

昆德拉论小说的书还是满好看的。不过我有一种看法——与其坐而论道，不如率性而行。何况小说不是一种道，而是一种浪漫的工作。总的来说，他说得都对。但艺术不是一种社会伦理，无需人们的共识，只需要欣赏者的如醉如痴。总的来说，他还是偏哲学多，偏艺术少。

我以为艺术是有真谛的，但这样论来论去，永远论不到；因为这种真谛和人的灵魂有一种直接的接触。作品最能够使人明白，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又想到在什么地方看到张承志的杂文，大谈人文精神的回归之类，我觉得说得全都不对。人文精神是人文的工作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在人文的作品和不人文的作品的比较之中，才能找到人文精神；抽象出来不大像话。先正名后做事，这是程序上的错误。近来王朔骂张承志媚俗，骂得有道理。所谓媚俗，无非是忘不了要做青春偶像、群众领袖。当然王朔也没找到人文精神，不过比别人更接近正确。因为他毕竟写了些作品。福柯说要“通过写作来改变自我”。只有工作起来，才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我正想戒掉写杂文的恶习，但一时还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