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中国上海一块银幕：当细节涓滴成河

少年时，时间很长，因为成长总是很慢，一切似乎静止不动。到了大学毕业，人生便一步登上加足油门下坡的车子，只管飞速而去。我这样二十几年做长途旅行的人，也不过到达过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而已。但我对世界的兴趣也并未由于那些旅行而消散，反而变得地理感受复杂，常常交织各种眷恋。有一天在维也纳，阴雨，礼拜天，忧郁，所以我去看了一个法国电影，《情人》，在那里跟着法国人的银幕，被德文的字幕打扰着，去到殖民地时代的越南，看到餐馆的桌上出现了一只铁锅，里面煮着酸菜鱼，隐约的红辣椒。

当旅行的年限长了，人的心会变成蜂窝状，情绪像蜜蜂那样忙碌。有时蛰人，但有时也为你在心中酿出沉甸甸的蜜糖。

渐渐的，当我选择电影看，不再以导演与故事为标准，而是以地理背景为标准，银幕带我返回那个堕入回忆与相片中的世界。那些我曾熟悉的细节，在别人眼里呈现出的既熟悉又陌生，世界变得非常多元并开放，那感受好迷人。

第一次被它迷住，是从布拉格回来后看《浮士德》。大木偶戏的浮士德故事发生在自由了的布拉格，被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抛弃的旧木偶戏演员们的生活，失落，诗意，神秘的怨怼之气诞生了故事的线索。被关在老公寓地下室里的木偶突然冲出沉重的木头门，来到大街上。大街上阳光眩目，人们以一种资本社会冷静而精明的快步子经过，阳光灿烂之处，有来自西方世界甜蜜的和路雪冰激凌。

我仿佛回到在布拉格老公寓的门厅里。高大的门厅，幽暗的光线，曲线向上的楼梯扶手，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响亮地回荡着，这时推开大门，它沉重得需要加上整个身体的重量才能一下子拉开它。有个礼拜天的早上，我打开大门的那一瞬间，听到教堂的礼拜钟声的回荡，还有街边烤肉肠的香味。

我知道电影里街道上洒下的眩目阳光，除了它的象征意义外，更来源于布拉格老公寓门厅里那种传统的幽暗。

在眩目中能看到门上有人用白粉笔画了一个十字，那是来自《圣经》故事的庇护十字，表示这里住着信仰天父者。粉笔十字银幕上一晃，它却让我几乎回到我曾住过的那条街上。更多的细节蜂拥而至——楼道里传出的《嘿，裘德》，我窗子直对着的深夜亮着灯的厨房，红色的碗橱。橡树伞般的古老枝条。电影让我回到旅行中，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记得这样清楚，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曾见到过。

有时富有细节的旅行，是以这种方式长久地继续着，好像门厅里硬底皮鞋的笃笃声，回荡在整个布拉格老公寓的楼梯道里一 样。

已经存储于心的细节，有时能如向导那样，带我在电影里打捞起更多能握在手里的细节。

我见识了许多种日常生活里的小动作，在表现世界各地生活的电影里。

比如我看到伊朗人早餐吃的馕，阿拉伯世界最日常和重要的食物，不像新疆人吃的馕那样边缘变厚，好像意大利人的披萨。伊朗的馕更像印度人做的那种长而软薄，但伊朗的馕硬些，所以家庭主妇在餐桌上给家里人分馕的时候，不用刀切，不用手撕，而是用一把大剪刀，像剪布一样剪成一块块的。在印度人们总是用手撕下一小块馕，拉拉周正，用拇指与中指团起来包住咖喱鸡块，或者咖喱牛肉块，用来裹豆子酱也很好。说是用手吃饭，可手指一点也不沾菜，一餐饭吃下来干干净净。

比如日本京都的舞妓，古老的化装方式，是把脸涂得很白，但白脸和发际之间保留了一小条自然的肤色，并不全涂没，所以那张化好装的脸，更像一张有温度的面具。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风都很剧烈，女人的头发总是被风扯到半空中，因为那是在大西洋沿岸的风带上。所以那里女人们最习惯的动作，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把一件披肩或者一件开衫紧紧裹在身上。而泰国电影里的女人们从不做这样的动作。她们总是微笑，好像菩萨一般永恒的微笑，越是悲伤的时候，越是微笑。看到她们那样的微笑，我总想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推广泰国时的句子：泰国人民在自己匮乏的时候反而会更多地给予，在自己悲哀的时候反而要不停微笑——神奇的泰国啊。

这些数不胜数的小动作，小习惯，在我面前的银幕上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好像我在钥匙孔里窥视到的那样。那些小动作都是电影里连细节都称不上的东西，导演和演员都会忽视的细小之处，与故事和人物阐述无关，可正是因此它们最为自然，最为从容，最能引导我。

在电影里我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语音，从各种国家演员的嘴唇里自然而奇特地吐出，那些我从未发音过的声音。丹麦语有些音节听上去好像鱼在水里吐泡泡。挪威语的有些语调让人想象粗犷的维京海盗，和冰块衬托着灰色波涛的大海。京都方言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方言不同，在于它的声音在计算机上呈现出来的曲线，是均匀的波纹，而不是其他地方语音呈现出来的锐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