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第3/6页）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坚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那您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