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第2/6页）

我确认了一下：“你就没拍了？”

他有点不耐烦：“它听到一响，‘嗷’的一声。那个时候你还拍什么？拍石头啊？！”

我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时间记录，你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是三十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

他重复我的话：“第四张？”

“对。”

他像刚明白过来：“后面还有二十多张是不是？”

“对，这是相机的记录。”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说：“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到底是在这儿闪的，还是在那儿闪的，时间有点长了。”

“拿证据来。”记者两手空空，就靠这一句话，从因果链条的终端倒着一环一环上溯。

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未见踪影已经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认定它的存在。按照林业部门的工作程序，需要在尽短时间内，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动物遗留痕迹作出专业的测量、拍摄、分类，对周围的植被地理等环境作出准确描述，还需要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进行调査走访，并作出记录和初步判断，以保证核查信息的及时可靠和完整。

林业局负责实地调查的人叫李骞，是个小伙子。向他索要材料，才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过这次核查。问到后来，他说：“我相信周正龙，因为他是个农民。”

我问他的上司覃局长：“李骞当时有没有给你出示他认为拍照对象真实存在的证据？”

“那就是口头上，就是这样。”

“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

他反问：“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

再问局长的上司，县长说：“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