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纸上电台二十问（第5/7页）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不客否认，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黄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精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黄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