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外国顾问与土著

她一直在谈香港,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刚回来。谈到什么海滩,她说:“那儿不能游泳,周末时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转过脸来看着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地说:“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为Natives这个用词自觉尴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总出现在自觉来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众主体,充满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意识。

这是20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的感情余绪还深植在这个白种女人的语言里;不同的是,她为自己不留心的泄露而脸红。

往历史回走五十年,她不会有这份不安。

Herbert Yardley是个美国情报员,专门解读密码。在第一次大战后,他成立了“美国黑室”窃读日本的电讯密码。1938年底,Yardley来到重庆,为戴笠训练情报人员,成立了所谓“中国黑室”,希图探知日本的通讯。战后,Yardley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了他在重庆的一年半战火生涯,书名就叫《中国黑室》。由于其中牵涉到对日本的情报工作,这本书迟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来读这本1945年写成的书,感觉是震惊,震惊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此赤裸的、无耻的存在着。Yardley是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为重庆政府的外国顾问,Yardley饱受优宠。他住在重庆市长让出来的官邸,享受拍掌即来的佣人和司机。戴笠为他从香港买来一卡车的外国罐头食品,供给他一个从香港飞来的私人厨师。这种种享受,在遍野哀鸿的战时中国。

当时围绕在这位外国顾问身边的中国人怎么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么看围绕在他身边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书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译,姓林,初见外国顾问就问他,外国女人的乳房和“那个”是不是红色的。于是Yardley去找了两个法国妓女,用戴笠支给的车马费付钱,要她们裸给林翻译看看。

“中国人?”她们大叫,”恶心地说,“中国人!”

“两百港币也不干吗?”我说。

“中国人!”她们又叫,“呸”吐了口痰。

这个美国人到了重庆,进入每一个屋子,他的观察是,这个屋子没有暖气,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字画。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军官都是贪生怕死、愚蠢残酷的;厨师偷菜钱,司机偷汽油,佣人是奸细,号称大学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全是不学无术的蒙古大夫……中国人大概连圣诞节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他们的英语都说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国人喝汤像癞蛤蟆吞苍蝇;中国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后用脸去吸流质蛋黄;中国人的脸那么黄,是因为他们害了几千年的疟疾。“回美国之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对他的美国读者说,“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还有,一个字可以总结这位外国顾问的中国印象。

“臭!”他说。

无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锁在他的无知和狂妄中,但他毕竟不是睁眼瞎子。他对另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不会永远享受特权的。有那么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国佣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么一天,当一个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这个字就转身向我道歉,那是距离外国顾问Yardley在重庆五十年后的一天。世事变革不可谓不大,可是,我并不曾忽视,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观念意识。

路很长。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