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苏州美人

日军带着枪和刺刀,在1937年11月进入苏州。古城里,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愿走的,大多是引车卖浆的升斗小民。十个月之后,《大公报》的记者报导了苏州沦陷后的面貌。

中央饭店改成了“军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门口外去拉客,门口的招牌写着“苏州美人第一线待应”。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国货和欧美货品的广告全部取下,换上了“仁丹,老笃眼药,味の素”。

记者忍不住他的嘲讽:“苏州人的摹仿性,最适合于做顺民。”(1938年9月8日《大公报》)

署名“小小”的记者对苏州人不甚公平,因为适合做顺民的,不只是苏州人。同时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顺民”也不少。法国、比利时,都有和德军合作的“维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发碧眼“美人第一线侍应”。

我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州的“顺民”和那些“美人”怎么样了?

在法国,那些金发“美人”,还有和德国士兵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们,被宪警和一些自告奋勇主持正义的人从家里头拖出来。她们的头发和文革时代一样被剪剃成阴阳头或者光头,然后游街(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剃剃头发不算什么;殴打、私刑、谋杀,才是真正的算帐。据估计,大战后,大约有三、四十万法国“顺民”和“美人”被私下“解决”掉。被杀掉的当然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机会,那没被杀掉的,如果机运好,还有可能乘着历史的浪头翻身——一个曾经为法国维琪政府效劳过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法国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卫手下的什么处长成为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对“顺民”算帐最严苛的,是比利时。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军事法庭大量地审判“顺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辩护律师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判刑,能够证明被告清白的证物弃置不顾,证人则往往受到恐吓,甚至被驱离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进行着;被指为“卖国贼”、“比奸”的人被强暴、被凌虐、被杀害。在法庭内,重刑像奖品一样的发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儿女一并入狱,财产没收。只要在清算名单上的,不论判刑与否,都成为惩罚对象:不准上大学,不准任教师、记者,不发给护照,不能申请电话线,不能开银行户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比利时这个小国家还有五万人被褫夺公权,不能投票。

为什么比利时对“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严酷呢?是比利时人对忠贞的要求较高吗?

翻开正义“肃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见下面虫蛀的肮脏的痕迹。构成比利时国家的两个主要民族:讲法语的Wallone和讲富来明语的Flame。后者一向处劣势,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语族群的压抑。当德军在1940年占领了比利时时,许多富来明语群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用德国人的势力来制衡法语族的强势。与敌军合作的“比奸”中两个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来明族的参与动机与法语族的人非常不同:他们多不是纳粹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企图为自己族群争夺权力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下错了注。德国败了,法语人坐在审判席上,算帐的时间到了。这一个族群的“义士”是那一个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苏州的“顺民”和“美人”后来怎么样了。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