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我的十年回首（第2/3页）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间，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