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三章（第3/11页）

母亲还说，外公闹共产，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从来不问，随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个寡妇，结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个狠角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国十六年闹共产，外公第一个参加进去，并且第一个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绑在村头的香椿树上，用麦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过，当时只要他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能不死，外婆劝他认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公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这人，死就死在一边。”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这一世人生，什么样的福也享过，死了没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场，同去的一共五个人，用铁丝穿着琵琶骨连在一起。通往刑场的路很长，在走过一座桥时，外公突然感到不对头，怀疑是要往周益庄去，一年前他亲手杀了周益庄的地主麻乡约（乡约是旧时乡村中管事的头面人物），麻乡约的儿子后来当了铲共团，这会儿就在后面押着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来祭麻乡约，便大喊一声：“横竖是个死！”往桥下一跳，其他五个人当然也一同下去了，桥上一阵乱枪，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调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激愤，没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种春蚕吐丝般绵长的思念。我得承认，母亲口中的外公活灵活现，带着虎虎生气和奕奕神采，却又没有烈士墓前介绍的那样辉煌圣洁。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除去一次性的六十元抚恤金，外公的光环对于一个贫寒拮据的农家是黯淡而遥远的。深夜里，我常常会被大哥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和母亲轻轻地叹息惊醒，于是便好一阵不能入睡。大哥的脾气日见暴躁，每当他雷霆震怒时，母亲便对我说：“福儿，别在家里惹你哥生气，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远，有办公室、仓库、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四合院。我从家里出来了，心里空空的，对一切的玩乐都失了兴趣，只呆呆地看一个小老头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水写在墙上的。社的院墙很长，那标语自然也长，他写的是：“发扬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奋斗。”老头很专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很少向我看一眼。只有一次，他似乎无意问了句：“你哥这些时有没有发病？”我扭头不答。我这人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

这老头是本大队的一个地主，很有学问，据说上过大学（也有人说只是高中毕业）。因为有学问，大家便叫他陈先生，解放前就这样叫。那时陈先生不仅家里有百十亩好田，在扬州还开着铺子，在政界也小有影响，和国共双方都有交往，还出面营救过共产党方面的几位要人。陈先生对人很客气，对佃户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区别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就叫他干。围墙上那条标语，就是他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不过有人说，陈先生学问虽高，字却蹩脚得很，这是实评，连陈先生本人也承认的。但在我眼里，那字是极好的了，单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亲在门前软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时大哥已息了火气，正似看非看地捧着那本商务印书馆的《古文观止》。我看看时机极好，便提出那标语问他。大哥好为人师，又不能常为人师，因此，一遇上这种机会便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从武松打虎讲到愚公移山，还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苍白的脸上也现出几许红晕。我最初的那点历史文化知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哥也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没说的，但字不行。

大哥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他对那墙头标语的解释简直近乎神话：“机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动手，庄稼成熟了，联合收割机从田里开过去，前面吃进去的是带秆儿的麦子，后面吐出来的是馒头，还热乎着……”讲到这里，他突然叹了口气，黯然地看着窗外，脸上又渐渐恢复了那没有血色的苍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学回家，陈先生又在村头写标语，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先生仍旧旁若无人地专注，我走出不远，有人问我：“福儿，你刚才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