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记（第2/9页）

他一共写了五千字，名曰《道德经》，但后世研究这五千字的著作，至少超过了他原著的一万倍以上，所谓“汗牛充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有如寓言般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促成了周王室的东迁，洛阳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接了天子的车驾和庄严的典礼。但巨变已经开始，王室权威不断贬值，中央政府已成为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一切都乱套了，战争和阴谋连绵不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只是为了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便闹得干戈相向、王冠落地。周王室中那九座用当时最贵重的青铜铸成的巨鼎，已失去了神圣的震慑作用，一个封国的国君甚至把车队开到洛阳附近，向王室的使节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问鼎”一词的由来。这位国君狂妄地说：“那玩意有什么了不起？仅凭我们国家民间的挂钩，就足够铸成九鼎。”九鼎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铸造的？但人家手里有兵，腰里有钱，你能拿他怎样？事实上，由于王畿不断萎缩，中央财政日绌，周天子自己正在悄悄地把九鼎熔化，零打碎敲地拿出去变卖还账。

在大巨变喷发的火山灰上，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各竞风流，炎黄子孙的思想进入了充满创造力的无涯空间，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灵性，奔腾驰骋的激情，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和令人倾慕的人格力量。这是一幅值得我们千秋万代地回首仰视的风景——是的，只能仰视，不管我们站在多少世纪以后的高程上。请看看这支由文化精英们组成的阵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小说家，诸子百家，云蒸霞蔚，辉映成一条灿烂的星河。你想知道何谓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吗？请看看这条星河；你想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吗？请走进这条星河；你想领略什么叫鲜活博大的人格空间和生命方式吗？请遨游这条星河。这里没有教条的束缚，没有长官意志，也用不着谁来提倡主旋律、多样化什么的，这里只有心灵的自由勃发和个性的恣肆张扬。数千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笔尖轻轻触及那个时代时，仍按捺不住心头那股高山仰止的激情。

蜗居在洛阳图书馆里的老聃即是道家的创始人。

今天的洛阳东关大街北侧，耸立着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公元前5 世纪的某一天，孔子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颠颠簸簸地从这里进入了洛阳城。老先生此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观看“先王之制”，考察“礼乐之源”，学习“道德之规”。这些都是典籍上大书特书的情节，因为孔子在完成这一切后说了一句相当流传的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他这次观光确实受益匪浅。而且，在此之间，他还到图书馆拜访了王家藏室史官老子。

站在那座高大的石碑前，我想到了很多，这是两位思想巨人的聚会，是儒、道两种哲学世界的大碰撞，这次碰撞产生了怎样绚丽的火花，并将怎样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历史大课题。在诸子百家林林总总的学派中，没有哪一种学派比儒家和道家更深刻地楔入了中国文化的底层，再过几个世纪人们将会看到，这两大学派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的释家文化，如何支撑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哲学史。自秦汉以降，历代统治阶级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或儒、释、道三教鼎立，玩来玩去总离不开这几座原始的思想宝库。因此，公元前5 世纪两位老人在洛阳图书馆里的会晤，实际上是儒、道两大学派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也为他们后来延宕二千余年的争端和流变拉开了序幕。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使放到上下五千年的壮阔背景中，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孔子是从鲁国来的，他的知名度要比李耳高得多，其原因是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部长，并且很干了几桩大事，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堕三都”和诛少正卯。但在一次国君主持的祭天典礼中，三桓大夫故意不分给他一块祭肉，这在周礼中是一种最严厉的处分。孔子知道自己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便出国流亡讲学。对于政治家的孔丘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失败。但对于思想家的孔子，这却是值得额首称庆的。命运的沉浮遭际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历史、现实和理想，并且在这种思考中多了一层人生的况味；乘着牛车周游列国虽然颠出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这是鲁迅考证的），却使他的眼界和胸襟更为开阔。他一共在外面流亡了十三年，最后又回到鲁国。如果说当初从鲁国跑出来的是一个恓恓惶惶的小官僚的话，那么十三年以后，回到鲁国的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思想者和坦荡君子。历史应该感谢鲁国的三桓大夫，他们吝啬了一块祭肉，却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一位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