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寻梦（第3/9页）

当然，也有刻意认真写出来的好诗，例如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其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历来被奉作炼字炼句的经典。据说这个“绿”字原先用过“到”“过”“人”“满”等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一般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故居路过瓜洲时所作，且认为“春风”一句暗喻新法实施后，给国家带来的蓬勃生机，而“明月”则表达了盼望东山再起的热切心情。这种解释似乎太牵强，也太政治化了。其实，《泊船瓜洲》只是一首情韵深婉的小品，从情绪上讲，也不像是从京城罢相归来，倒更像第二次起用从金陵北上赴任。一个经历过宦海风涛的人被重新起用，其心情大概会比较复杂，中国的士大夫们有一种颇值得玩味的心态：久居林下便朝思暮想着过过官瘾；可一旦权柄在握，却又感到不如归去。当王安石站在瓜洲渡口回望江南时，其心境大致如此。

可惜的是，这首诗题为《泊船瓜洲》，其实写的并不是瓜洲。站在瓜洲写瓜洲，从来就没有写得好的。历代的许多诗人，包括李白、苏轼这样第一流的大诗人，都在瓜洲泊过船，写过诗，却没有一首超过张祜的那首《题金陵渡》。王安石是聪明人，他知道贴得太近了写不好，干脆来个长焦距，站在瓜洲遥望江南，这一望果然望出点意思来了。

三

但在更多的人眼里，瓜洲并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中国历代的七大古都，其中有两座在江南：南京和杭州，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生命线就维系在瓜洲渡口的樯桅上。北兵南下，长江天堑是一道冷峻的休止符，瓜洲是长江下游的战守要地，瓜洲一失守，京城里的君臣就要打算肉袒出降，要不就收拾细软及早开溜。东晋的事不去说它，南朝兴衰也不去说它，光是赵宋南渡以后，瓜洲的警号曾多少次闯入西子湖畔的舞榭歌台！绍兴三十一年冬天，金主完颜亮的大军刚刚到了瓜洲，赵构就准备“乘桴浮于海”了，多亏了人家搞窝里斗、完颜亮被部下砍了脑袋，赵记龙舟才不曾驶出杭州湾。但在金兵饮马长江的那些日子里，杭州城里的君臣一边往龙舟上搬运坛坛罐罐，一边遥望瓜洲时，那种仓皇凄苦大概不难想见：

初报边烽近石头，

旋闻胡马集瓜洲。

诸公谁听刍荛策，

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

危楼望远涕俱流。

……

陆游的这首诗写于完颜亮死后的第二年，但想起来还觉得后怕。

定鼎北方的统治者似乎要坦然些，这里的艨艟金鼓大抵不会惊扰他们高枕锦衾间的春梦。瓜洲离他们很远，再往北去，大野漠漠，关山重重，仗还有得打的。但瓜洲离他们又很近，近得可以一伸手就把京师的饭碗敲碎。对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瓜洲来说，最浩大的景观莫过于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船。在李唐王朝的那个时期，江浙和湖广的米粮，就是从这里北上进入关中的。漕运能否畅通，直接关系到金殿朱楼里的食用。如一时运送不上，皇室和满朝文武便只得“就食东都”——跑到洛阳去。这时候，一切高深的政治权谋和军事韬略都变得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欲望驱动——找饭吃。“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当沿途的官吏子民诚惶诚恐地瞻仰逶迤东去的仪仗时，他们大抵不会想到这堂皇的背后其实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达官贵人们掀起车帘遥望南方时，那眼光中便不能不流泻出相当真诚的无奈和关切。

瓜洲所具有的这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稍微有点政治眼光的角色都是拎得清的。因此，当郑成功从崇明誓师入江，直捣金陵时，却先要把江北的瓜洲拿在手里，并踌躇满志地横槊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诗写得不算好，但口气相当大。其实，从军事上讲，瓜洲当时对于他并不很重要，进占瓜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清廷一种心理上的震慑。同样，后来的太平天国在江北的据点尽数失手以后，仍不惜代价坚守瓜洲。在这里，林凤祥的残部与李鸿章的淮军展开了惨烈的争夺，血流漂杵，尸骸横陈，从咸丰三年开始，攻守战历时五年。应该说，太平军在瓜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咸丰初年以后，清政府的漕粮便不得不改由海运。当京城的满汉大员吃着略带海水腥味的江南大米时，一道不吉利的符咒便像梦魇般压在心头：唉，瓜洲！

瓜洲是不幸的，每当南北失和、兵戎相见，这里大抵总免不了一场血与火的劫难。《瓜洲镇志》的编年大事记中，每隔几行就透出战乱的刀剑声；瓜洲又是幸运的，有那么多温煦或惊悸的目光关注着它，上自皇室豪门，下至艄公船娘。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里永远是帆樯云集的闹猛，官僚、文士、商贾、妓女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于是，一幕幕有别于锋矢交加的争夺，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摆开了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