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第3/7页)

是的,驿站的墙壁,这里是恢宏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在这里,我无意对“墙头诗”作总体上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的事。我要说的只是,当文士们站在驿站的墙壁前时,他们的创作心态一定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尽可以从原先的声名之累中解脱出来。行囊已经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写上几句;意尽了,写不下去了,搁笔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是不存在的。这里不是文酒之会,没有硬性摊派的写作任务,用不着拼凑那种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诗中忌讳什么,讨好什么,即使像朱庆余之流上京赶考经过这里,尽管他的行囊里藏着巴结主考官的《近试上张水部》,但站在这里,他也会表现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妇那样,低声下气地问人家:“画眉深浅入时无?”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许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样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因此推断他是一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士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姑妄再作推测,大致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目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低吟浅唱,因此不为人们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之后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这一首也就够了。

急如流星的驿马渐去渐远,潇洒飘逸的文士翩然而过,终于,一群亡国后妃和失意臣僚走来了。

这些人原先都活得不坏,转眼之间却“归为臣虏”或“夕贬潮阳”,走上了被解押放逐的漫漫长途,心理上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人生的痛苦大抵在于从一种生存状态跌入另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状态,打击之初的创痛往往最难承受。关山逶迤,驿路迢迢,离往日的春风得意只在一夜之间,而前途则深渊一般冥冥难测,“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似乎也只能在梦中玩味了。一路上的颠沛早已使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心灵的创痛,只有到了驿站之后,歇下来慢慢梳理。

驿站,笼罩着一片惨淡抑郁的悲剧气氛。

首先走来的是如花美貌的花蕊夫人。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兴兵伐蜀,蜀主孟昶虽拥有十万军队,但这个连尿壶也得用珠宝装饰的花花太岁,此刻只有绕室彷徨而已,宋兵一至,立即奉表投降。计宋兵由汴京出发到攻入成都,前后才六十六天。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都成了俘虏,被宋兵押送北行。亡国的哀怨与激愤郁结在花蕊夫人的心头,无以排解,驿站小憩时,化作一字一咽的《采桑子》词,题在驿壁上: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