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湾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晖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但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二十四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军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十岁左右,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许诅咒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十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获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 《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薄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自己就先想着怎么个死法,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十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十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使“势不可为”,也要张飞杀岳飞,杀个满天飞。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