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湾(第6/6页)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光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那事情很简单。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事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阅从江宁府送来的奏章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泻得相当充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清廷诏令表彰前明忠义,也就是说,对当年那些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予以褒扬。应当承认,这种气度还是很难得的。于是,小小的阎典史才得以“跟哥哥进城”,在江阴的“忠义祠”里占了一席之位。此后,江苏学政姚文田又手书“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刻嵌于江阴南门城楼之上,算是给了阎应元和江阴守城战一个“说法”。

但小石湾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从那边过来了,或意态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到要塞炮台的游客往往在归途中要拢过来看看,人们摩挲着古炮上铁锈斑驳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民族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难道是一个愁字所能了结?

却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下都很振奋。因为谁都知道盛宣怀是武进入氏,与江阴原不沾边,若果真那把老骨头最后埋在江阴,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个江阴人了。盛宣怀何等人物!他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旧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这个经理厂长脚碰脚的年头,一个地区若能和这样的经济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点缘分,“名人效应”自然是不用说的。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证会接着研讨会,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接着还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声:阎应元的墓在江阴小石湾,这已经用不着你们论证研讨了。

但终究没有喊,隐隐约约总觉得气不壮:阎应元的墓修好了,能搭台唱戏三资合资投资吗?

呜呼!阎应元这次不光吃亏在“文化”上,还“略输”美元和港币……

江风大了,回去吧。

回来后,写成了这篇小小的文章。

但文章写完后,偶尔翻阅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摄政睿亲王”即多尔衮,而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为野史,这中间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但我却希望它是真的,我宁愿史可法不是一个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扬州城楼上苦心孤诣的督师辅臣。诚如是,则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说法就无法立足了。

我真诚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记载是千秋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