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湾(第5/6页)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这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誉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后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分青史之谤。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在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为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云蒸霞蔚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