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第15/19页）

实际上，徐光启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称其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因为他为练兵一事长期投入了极大精力。除了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还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亲自拟定了《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士兵，开始操练。但因朝廷官僚机构腐败、军饷不充足等原因，至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他的军事思想也只好依靠他的学生孙元化来实现。孙元化是一名炮兵专家，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戏剧性的是，最著名的汉奸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的部下。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而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徐光启，有着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曾三度入华，最终让“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就是这位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洗礼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西学”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必须“易佛补儒”，而振兴中国文明，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在他看来，“泰西”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徐光启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说“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诠释。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71岁的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看上去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福寿双全”的人。可是，临终前家人发现他所剩银子不足十两，盖在身上的是一条被暖壶烫了一窟窿的旧被子。御史报告给皇帝，说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皇帝“优恤”，于是皇帝追谥徐光启为“文定”，所以徐光启也被后人称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现在徐光启墓旁边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启身为高官，不敛财，不纳妾，清正廉洁，竭尽一生精力企图富民强国。他主持修订历法，历时三年，仅用银870余两，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历局的钱粮等交接事项。其清正廉洁，朝野共叹。兰德曼说过，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

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理由就在于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美国学者莎朗·佐京曾说“谁的城市，谁的文化？”也许一个都市的文化就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体现，而那些留下历史记忆的人物总会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高度。

零落成泥碾作尘

◎陨落不了的精神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是建筑的黄叶。

——《废墟》

一直认为，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是哭泣的。这座昔日压倒群芳震惊世界的园林建筑奇珍，今日已成了绿树丛中断壁颓垣、伤痕累累的废墟。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感怀：“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郊区，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宏伟瑰丽。历时150年不断营造，荟萃了中外园林的精华。它占地约5200亩。历史上的圆明园绕福海而修，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总面积达350公顷。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要多一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面积竟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八倍还多，有风景点100多处。

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正是昨天的一把大火，造就了今天的废墟，点亮了我们的双眼，看清历史。1860年10月的那一场大火将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八国联军蹂躏着她的肌体，摧毁着她的骨胳，冲天大火燃烧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尊，百多年的疼痛穿越风雨敲击着的又何止是这些石柱？站在一根根发绿的石柱下，不由得会感到莫名其妙地恐惧，无法不感受到圆明园的疼痛，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屈辱，那是一种切肤的痛。走过荒草和瓦砾之间，探寻着烙在角落深处的潮湿隐秘，岁月正在无可名状地向我们诉说这些秘密，虽然年代已渐渐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