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选择、被选择和新选择(第2/3页)

当然,在选择和被选择中,大家都会说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那样的话。固然,在选择和被选择中,良知和责任是起重要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我并不以为是责任、良知、人格什么的。在我,我没有那么高尚和有觉悟。我以为我被选择、不得不去写那些的另一原因是一个人的个性和本能。说得更有文化一些,就是每个作家都有他的日常性格和写作中的文化性格。日常性格和文化性格组成了一个作家的人格。人格高的人、强的人,可能是因为他的文化性格高强一点儿、阳光一点儿;人格差的人,可能因为他的文化性格低一些,也许阴暗一些儿。而我,却是在生活中相当敏感、固执的人。敏感和固执,可能还是我的文化性格的特点,它也决定了我的写作的选择和被选择。如果不是这个固执,我在被选择上会放弃而不是接受。固执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你不让我这样我偏就要这样,而在写作中和被选择中,会表现为你们都不这样那我就只能这样、必须这样了。

关于作家本人的性格对写作的影响我们有机会将好好分析、好好讨论。在这里,我要说的,就是这儿和那儿,从哪儿到哪儿,我都不能不写《丁庄梦》,我都不得不去写作这些——因为,现实选择了我,我不得不去写作、表达这些。

我在现实中选择怎样写

这么说,是不是我在写作中就被动到现实让我干什么我就只能干什么?不干就真的不行了?就小说内容而言,情况正是这样的。是现实让我先讲这个故事,我就只能先讲这个故事。先讲别的,我就会缺少激情和兴奋。这也正如有的作家所表述的那样——在一棵树的桃子中,哪个成熟你就自然先摘哪一个,没有人会把成熟的桃子留下来,而把生涩的桃子摘下来。那么,一个作家在现实面前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写作中留给作家的权力是什么?是除了讲那成熟的故事外,什么特权和主义都没有吗?不。作家的权力在这儿,在这个成熟的故事前,你有权力也应该有能力选择怎样讲、怎样写,讲成什么样,写成什么样。这是作家被选择后的新选择。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新选择,是一个作家成熟和优秀的风向标。你在讲故事中的腔调、调门是由你自己选择、确定的,先讲哪些,后讲哪些,从哪里开头、到哪里收尾是你选择之后确定的。

 

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要说明那个森林的荒凉、严肃和广漠,是多么的困难呀……在叙述我遇着救护人之前,且先把触目惊心的景象说一番。

 

这是但丁的《神曲》的开头。而大家都熟悉的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开头却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在火车站上。一列火车喷着白烟,蒸汽机活塞发出的声响掩盖了你打开书的声音,一股白色的蒸汽部分遮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我就是(那)小说的主人公,在小吃部与电话亭之间穿梭而行……

 

同样都是在讲故事,而且同样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故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但丁那儿,因为“我”在人生中途的一次幻游,而让我们看到了地狱、净界和天堂;可卡尔维诺的这个“我”,却不再是作家本人了,而是那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而我们,却在捧着那本小说迷惑地阅读……这是多么不同的叙述和结构!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叙述?就是作家在故事面前选择、实施了不同的讲述方式,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阅读之结果(感受)。情况正是这样,对我而言,我无权选择讲什么,但我有权如卡尔维诺那样选择怎样讲。怎样讲的选择,是20世纪伟大作家们的伟大之所在,也必然成为21世纪写作的传统之精髓,一如19世纪写什么是20世纪扬弃和继承的精髓一样。所以,当现实决定了我写什么以后,我面对现实,就由我来决定和选择怎么写。语言、叙述、腔调、结构和立足在被现实决定过的经验之上的想象等,这些都由我来选择和定夺。现实的选择和决定与我的选择和决定经过酝酿、讨论、合谋,写作就开始了,小说就产生了。这像一首歌曲或一台歌剧的产生过程,现实完成了一首歌的歌词或一台戏的脚本,而作曲家,完成的是那首歌或那台戏的谱曲的过程。只有这样完整、完美地进行合作之后,一部作品才可以真正诞生并成熟。不然,没有现实认定的内容故事,你讲得再好,我都认为那是没有真正歌词的曲谱、没有舞台脚本的戏谱,只是一半或一多半的创作。为什么同样一个故事,被成熟的不同作家讲出来结果会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作家在怎样讲中有了他自己的新选择;而在两个不成熟的作家那里,讲出来则是大同小异,是因为在怎样讲中他们无选择,或说没有新选择,讲述的方式几乎相同或类似。中国的万里长城,在中国人那儿被讲成“孟姜女哭长城”的古老传说,而在卡夫卡那儿,则成了《万里长城建造时》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为什么?就在于卡夫卡在讲述中选择并实施了他独有的讲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