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从卡尔维诺在中国的冷遇说起

——在意大利米兰文化中心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决定将今天的演讲题目定为“从卡尔维诺在中国的冷遇说起”时，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仅迟到，而且让大家感到遗憾的坏消息：那就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被大家崇敬的伟大作家卡尔维诺在中国受到了不似冬天也似深秋那样的寒凉的待遇。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批评家，对于卡尔维诺的作品的冷淡，在今天看来，都有些超出想象。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可以把这个缘由理顺出来，从而探讨一些东方作家和西方作家、东方读者和西方读者的差别来。

卡尔维诺被介绍到中国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与他同时走进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视野的还有拉美的作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以及改变了20世纪文学走向的德语作家卡夫卡等。这一时期，因为中国刚从10年噩梦的“文化大革命”中醒来，文化的沙漠上急需要水分和绿色的植被，从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走进中国，都会在中国作家和读者中掀起阅读、讨论的波澜。就连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在中国都有相当一批崇拜者和模仿者，连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这样一位在德语世界的影响和地位远不如卡尔维诺在意大利的影响和地位的作家，在中国都有一批推崇者。而就对文学艺术的探索性贡献而言，无论是德语作家茨威格，还是法国作家杜拉斯，我个人认为，都不可和卡尔维诺同日而语。但是，他们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形成的热烈温度却要比卡尔维诺高出许多来。比起他们，确实可以说，卡尔维诺在那时的中国是遭到冷遇的。而比起拉美作家和美国的一大批作家来，卡尔维诺遇到的就不仅是寒凉，而且是多少有些冷得发颤了——当然，我说他冷，却还是要比今天的中国作家，尤其是今天的我来到意大利有些温暖和更受欢迎的。至少卡尔维诺在中国台湾是很受热烈欢迎的。台湾的作家是相当推崇卡尔维诺的。比如才女朱天文就称卡尔维诺的作品是她写作中取之不尽的银行，她前几年的小说《巫言》和卡尔维诺的写作，有着有趣而微妙的各种联系。但在中国大陆，却几乎没有像朱天文那样喜爱卡尔维诺的直率、坦诚、成熟的作家。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别的作家的小说在中国可以发行十几万、几十万册乃至上百万册时，卡尔维诺的小说只是上万册？2001年，中国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卡尔维诺文集》，在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仅仅发行了5000套，直到今天，10年之后，还没有加印。一个作家在本国受到欢迎但在另一个国家受到读者冷遇是相当正常的。这其中文化的差别、翻译的优劣、推广的方法等，都有可能使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出国之后受到意外的冷遇。但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所有国外作家都可以在中国走红时，伟大的卡尔维诺却受到了冷淡的不礼之遇，这就很值得讨论和研究。我个人以为，卡尔维诺在那时候受到相对冷遇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小说的内容和异地生活的相关性。拉美小说在中国大受欢迎，原因诸多，但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作家看到了那些小说中所表现的现实和生活场景与中国的现实、生活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让中国作家和读者都有了共鸣。而卡尔维诺的小说中的场景、人物和情节，比起拉美小说来，还是让中国作家和读者感到遥远，陌生得似乎与自己无关一样。比如他的“祖先三部曲”和经典作品《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其中的“童话”和“荒诞”，都让中国读者觉得新鲜但有些隔膜、异怪并有些突兀。

二、故事的奇异与狂欢性的感受。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人是从几十年的封闭、压抑中突然被解放出来的，对故事中的狂欢、炸裂、叛逆和宣泄的情节有着天然的渴望。美国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情节恰恰充满了反叛、嘲讽、寻欢作乐、不负责任和对神圣的批判，这样的作品不受中国当时的读者的欢迎，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喜爱这些和讨论这些，是当时中国文化的时髦。而卡尔维诺的小说中不能说没有这些元素，但毕竟少一些、淡一些，更为克制一些。他在写作中实践他的“零时间”时，其实也在实践着作品中人物和作家的“零情感”。

三、语言和形式探索中的声势大船与文学海洋中的孤独小舟的关系。20世纪的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热衷于小说语言与形式探索的一个高潮期。那时候中国文学中的“新探索”小说写作潮流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这些作家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前沿，他们的写作仍然在影响着许多人。就语言与形式而言，他们那时主要的写作与阅读的资源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和福克纳以及美国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和法国“新小说”等。拉美小说走进中国是大家乘着“文学爆炸”这条文学大船一拥而入的。如果没有拉美文学这只大船的承载，博尔赫斯就不会有今天让中国作家和读者喜爱的热度。海明威和福克纳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那时——甚至到今天，中国读者都对诺奖获得者有着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所以，他们受到高度关注是顺理成章的。而美国别的作家和作品，也都在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烘托中，显出了文学的强势，加之那些作家和作品，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米勒的《北回归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金斯堡的《嚎叫》、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等，确实个性鲜明，追求明确，他们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成群地涌入了中国。这其中还有“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们和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作家们，他们成群结队，一拥而入。这时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走进中国时，相比之下，就显得势单力薄、孤军奋战了，尽管他在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上，要比以上作家走得更远，也更为丰富。可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既不能像美国作家那样，无意识地借助一个大国的文化强势之舰，也不能如拉美小说和法国作家那样借助在世界上业已形成的流派、旗帜、主义的号角与召唤力。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小说形式的卡尔维诺在中国当时文学的狂欢中，被别国他家集体高呼的声音所淹没就不足为奇了，遭到相对的冷遇也就不无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