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4/5页）

四、面对文学自身，今天的文学有过怎样的探求和坚守

无论如何，一去不再复返的20世纪大陆文学的八九十年代，是非常值得令人怀旧和想念的。那个时期兴起的“寻根文学”和“新探索”小说，在旗帜纷呈的文学花样中，给今天的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营养。是它们把文学和中国的传统在几十年的割断中接续了起来，也是它们把20世纪的西方写作经验汹涌澎湃地带进了当时众多青年作家的笔下。二十几年过去之后，面对文学自身在大陆经济爆米花一样炸裂、繁荣，散发着浓烈香甜、可人胃口的气味中应如何定位的问题，我想应该思考的是两件事：

一是在当下写作中，我们在艺术上还有什么探求；二是在思想上我们还有多少坚守。不从这两点去思考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就会彻底被汹涌而来的社会消费、被无止境的人的欲望所彻底湮没和消解。今天大陆的社会状况，最大的成功与失败，就是我们用30年改革开放的时间，彻底地释放了人在几十年的历史中被牢牢禁锢的个人欲望。今天被解放、释放的个人欲望，无限助长着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娱乐和消费。无处不在的娱乐与消费，又反过来无限扩张着人的本能的欲望和贪婪。在这个势不可当的欲望波涛中，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人还是社会人，都概莫能外地身在其中，被其滔滔不绝、越滚越大的欲望的洪流所裹挟。因此，作家的写作和日常生活被市场、消费、娱乐乃至网络和新闻所缠绕，作家在这种消费和娱乐中丧失了自我。写作彻底沦落为欲望的名利。在今天，文学场真正成为名利场。传统中写作的崇高理想被消解。所谓的文学的美与探索和思考，被消费所取代。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不再有立场和操守。

面对权力，文学成为服务的工具。

面对金钱，文学成了百货商场和街头地摊上的廉价商品。

面对名利，文学成了影视的附庸和一个作家人生的花边记录。

正因为这样，坚守，对一个作家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而这里说的坚守，不是简单说“要耐得寂寞”；而是说要守住立场，守住情操，守住文学那点单纯的、美好的理想。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安徽一个铁路边的村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的职业就是每天、每夜、每一时刻，都守在铁路边偷盗。偷过往火车上的煤炭、水果、蔬菜和可偷的一切。在这个村庄里，做一个贼是正常的，而不偷不抢是不正常的。就是说，在这个村庄的现实背景下，做一个正常人，守住普通人的那点情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困难，“守住”也就成为理想。我们当然不该把文坛比喻为安徽那个人人皆偷的村庄，但我们却可以把一个作家不向权力献媚、不向金钱伸手、不向名利弯腰比作在那个村庄努力不偷不摸的普通人。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中的张承志、史铁生堪称楷模。张承志和史铁生的文学坚守、作家的操守，堪为同代人和晚一代写作者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我——还有许多同行，相比起来，羞愧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坚守，不是让一个作家坐在书房、足不出户，守着自己的笔墨文字，清贫自得，自娱自乐，而是要一个作家在坚守中去探求和疑问。这种探求，也不是简单如当代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艺术形式的探索——语言、结构、叙述和文体上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在不舍弃艺术形式的探求中，去探求历史与现实的根本之所在，探求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新的境遇。今天，大陆的文化官员和批评家总是抱怨大陆作家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可对于作家而言，没有一个时代不是伟大的。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大陆的10年“文革”，我们当然不会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那令整个世界都惊颤疼痛的10年，难道不应该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吗？今天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与变化，当然应该有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问题出在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这个发展着的和那表面已经过去，其实还在延伸、发酵的“革命年代”。如何去探求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中，“人”是什么样子，“人”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人”有了怎样的解放和扭曲。探求人、人性和灵魂的根本，用文学去见证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描绘、见证的人性的存在和变化，这是文学在坚守中探求的根本。以见证时代之人性的人物而论，巴尔扎克的笔下有高老头和葛朗台，托尔斯泰的笔下有安娜和玛丝洛娃，福楼拜的笔下有爱玛•卢欧，鲁迅的笔下有阿Q，卡夫卡的笔下有格里高里和土地测量员，马尔克斯的笔下有神奇的上校和他神奇的家族。而在我们的笔下，还没有那样一个与复杂的时代之人性相吻合的人物。就作家在对人与时代的探求而论，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作家对人——对人物内心与灵魂的探求。这一点，是19世纪和20世纪文学留给我们在坚守的探求中最为宝贵的经验。但我们在坚守的写作中，还没有塑造、探求出这个时代最为丰富、复杂和独有的那个具有时代之人性见证意义的文学人物来，还没有创作出那样一部不为权贵、金钱和名利，也无愧于我们在坚守中探求的伟大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