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

——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这是一个大而空的话题，也是一个具体实在的话题。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发言，是基于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的两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人们带来生命和财产的触目惊心的灾难。尤其是5月12日中国四川的大地震，骨肉同胞生命的消失，到了以万和数万来论计其数目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不能不总是去想象那令人爱莫能助又无可奈何的生死场景：那被砸在地震瓦砾下的老人的头颅，那被压在学校坍塌的楼房下的一片孩子们的尸体，那淋在雨水中、身子在楼板下却面向天空、曾经呼救过而后死亡的抱着婴儿的妇女……人类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轻如飘逝的柳絮。活生生的身躯，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那些可做我们儿孙的孩子们，他们在瞬间之前，还和我们共同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在瞬间之后，却留给我们成千上万、血肉模糊、残肢断臂，再也不能呼吸和言说的躯体。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面对活着的我们，永远保持着无奈的沉默；也永远无法明白，他们这些成千上万的生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究竟应该由谁来为他们负上这笔生命之责？是自然，还是人类？

还有，今年2月的春节期间，中国南方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雪，房倒屋塌、交通阻断、电力瘫痪，滞留在公路、铁路、机场上要回家过年的旅客，黑压压，以亿论计，如同一个日本、两个韩国、五个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都在冰天雪地中饥寒交迫，日日夜夜，如此等等。还有中国大面积的艾滋病感染者、2003年让全世界都为之担忧的非典和随后的禽流感、现在仍然让中国人为之担忧的手足口疫病等，这些都是天下大事，也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的文学不能承担的思考，但又是不能不去面对的生存和日常、生命和存在。

文学不是科学，不是哲学，更不是医学和生命学。文学没有能力承担一切可以被科学命名的命题，没有能力阻止和改变当今世界上因为全球化和城市化进展所带来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人类——尤其是我们亚洲正面临的“新生存困境”。

新生存困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已经从早年我们说的因自然根源造成的人类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因改变自然而出现的灾难和人类新的生存境遇。如我们多年来一直说的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如我们每个人都亲眼目睹的资源掠夺和各种早先未曾有过的疾病的出现及难以控制的蔓延。

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中国既是世界的中国，也是我们亚洲的中国。中国今天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向前推进。改革开放的30年后，给中国自己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整个亚洲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始料不及的新生存困境。而亚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环，中国文学作为亚洲文学的一环，我想，面对这个逐渐到来的亚洲新生存困境，文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文学不能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像写作不是爱情，但写作不可能不去表达各式各样的爱情；写作不是粮食，但写作不会不去描写饥饿和人们的衣食住行一样。

无可否认，一切的文学，都源于写作者的生存现实。

一切生存的现实，都必然会走人写作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之中。如果说，亚洲的新生存困境，距离我们个人的写作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切身和内心的深刻体验，无从切实地用文学之笔去描摹和写作这些，如果说，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展现，而无法去表达他人的人生体验和其见闻，那么，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为贫穷的乡村的写作者，却是亲眼目睹了那种在中国的现实中，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给我的家乡所在的那个自然村落，带来了有形、无形的巨大变化，甚至是带来了让人无法承受的灾难。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的家乡的那个村落，古朴、自然、充满源自山水和土地的诗意。在我家门前那一片被树木遮掩的草屋之下，原来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日夜流淌，四季不断；在我家房前200米外的山坡上，曾经是一片三月火红的桃花园林；在我家房后的一片水塘，曾经不断地有鸭鹅戏游和水鸟翻飞；在我17岁那年，我读到中国的大诗人、大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我曾经误以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就是我的家乡，曾经误以为陶渊明写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到我家房前屋后看了之后的有感而发。可是现在，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之后，我的家乡的那条小河、房前的那片桃园、房后的那片水塘，却都已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