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3/7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不赞成者，随败军去了台湾，或流往香港。据说多数留下来的人，还是喜悦、欢迎，乃至于充满希望。然而接下来，先先后后，都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复杂过程。丢弃原先的谋生方式、惯用的语言，缓慢或迅速地学习做一个新人，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一两年后，从台湾过来的特工，一张嘴说话，就要露馅，因为不知不觉地，他依然使用变新人之前的惯用汉语。在一个重造身份、改变词语的新社会，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可疑身份。

美国也常使用“人民”一词。到这儿来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期望自己“从此站起来”；它是美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不少“移民文学”，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通常是女性。她们书写和分享一个脱胎换骨、转变角色的挣扎过程。这些文字毫无例外指向某个相似的最后造型。也就是说，从此拥有崭新的自我。从一条河，跨入另一条河。

我已归化入籍，成为美国人。今年就是我到达美国的第30个年头。可是对我来说，这国家变得非常陌生。究竟为何如此，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我在美国盘桓的岁月，占去了一大半人生。但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有哪个地点或时刻与这片空旷的北美大陆有所关联，这让我特别心痛。如同1969年那副窄窄的、躺着爷爷的担架，和那一列几乎挤不上去的绿皮火车。

独一无二的美国，追求幸福，写进宪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无数巨型的购物中心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停车场，星星点点，布满绿色的郊区。在阳光明媚的星期日，购物者们推着小车，神情专注，如同从事一项辛苦的工作。这儿的幸福，超越时空与嘈杂，带有笔直的逻辑性。美国岁月光滑而且重复，像排列齐整的路标，通向下一个加油站，省略所有的记忆或伤痛。

在欧洲中部，有一个很小的国家，首都叫布拉迪斯拉发。说老实话，那城市不很漂亮。可是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像岸上的枯枝，插在我隐隐作痛的心口上。河水有些混浊，但是水面宽阔、平坦，这是著名的多瑙河。不远处有长途车站，每小时一班，去维也纳，车程一个小时。穿过略为破旧的铁桥，沿河走一小段路，然后是荒草绵延、一望无际、温暖、凄凉、几乎透明的绿色旷野。我这辈子最难忘、可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就与这段路程相关。有时我闭上眼，觉得她还坐在那趟车上。

分手前最后几秒，犹如漫漫一生。也是长途车站，新年前一个深夜。她撇了嘴，大眼眶里涌出泪水。我紧紧搂着她，但终于把她推开，推上车子。心慢慢撕裂。今生今世，无法愈合。活了40多岁，才尝到这种滋味。车开了，远了，看不见了。从第一次相遇，我们便开始分手，一直分了两年。与之相比，我在美国一些年里的挫折和寂寞，无聊至极，微不足道。然而痛苦亦是一声召唤。我和她折返来回，从布拉迪斯拉发到维也纳，后来到柏林，荒草坡、河岸上的欲望、冬夜里的车站、多瑙河的蓝色和灰绿色，和分开后漫无边际的锥心之痛，让我看清自己生命旅程的一个圆心。正如1927年的我爷爷，在缓缓流淌的长江上，看见自己未来的使命。

我在寻找一张新的爱情版图，或者称为爱的制度。比如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在我的地图上，给那片土地涂上一层灰白。因为爱是空气、土壤、能量，如同大自然的生态，可以迅速枯竭，也可能绵延许久。这东西无形无状，可是如果经历过，就能够辨认出来。“哀莫大于心死”，这话可以概括一片地域、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

1994年，跟随着莫名的冲动，我去俄罗斯旅行了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的爱情版图上第一滴绿色的墨点。当时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但我明显感觉到，在许多难以解释的方面，当地男女的情感沟通，从品质到深度都高于美国。后来，那点绿色的墨迹，就慢慢渗透、延展，包括了很大一片地域。在一位地缘政治专家的书上，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概念：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爱尔兰西海岸，存在一个“泛欧亚精神、土壤和生命圈”。这个说法，颠覆了原先我想象的东、西方，和我的这张“爱情版图”却是不谋而合。在爷爷顺江东下的1927年，并不存在那样黑白分明的东、西方。美国很遥远，欧洲四分五裂，还有“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的北方，和虎视眈眈、血盆大口的另外一个东方。虽然国家贫弱，但爷爷那代人渊博敏锐，游历四海者为数不少，何至于无人考察一下情爱层面的地缘版图，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