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2/7页）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陈旧破败的火车站外，又见到一长串熟悉的绿皮火车，静卧在荒芜清澈的天空下。不知为何，我眼里一片迷蒙，两行清泪，潸然流下。去美国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松弛与自由。无法理解亦无法说明，为什么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让我如此感动。难以言表的粗蛮、空旷、阴森森的暗影，夹杂着随处可见的萧索与破败。还有宁静、壮阔、率真、缓缓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桦树，绿皮的列车。那是一片天地所独有的莫名元素，一种新的内心土壤，独立于帝国兴衰、政治起伏。不能确知，我倒霉的童年、爷爷的影子、20年代的长江水，和70年后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间，是否有神秘连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从那个秋天开始，我和美国的内心缘分，慢慢拖向一个百无聊赖的末尾。那年我32岁，重新领悟到社会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实区别。

埋葬一段初恋，想必相当痛苦。而抛弃青年时代的信念错觉，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学时代受过歧视，之后辗转搬迁，总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独特天地，无须再证明什么、“融入”什么，哪怕是美国华裔女孩眼里的“成功与自由”。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如归之感，肯定掩盖许多、忽略许多，至少对自己。何况俄罗斯拥有那样一段曾经不堪并且继续不堪的历史。因之我想询问爷爷：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个错觉？或者模糊意识到，一方水土、一块天地，千百年浇灌出来的内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变？他以为亟须改变的中华民国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麦地、亘古流淌的长江、老迈民族心魂里的干裂泥土、惰散天性？

出于正常原因，爷爷的同代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张国焘，也曾把北方俄罗斯视为精神故乡。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听指示。爷爷的老长官蒋总司令，亦于1923年前往考察军事和政工制度。他俩一先一后，循着不同轨迹，都慢慢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正是所谓“Что-тоне так”。

如此的眼光和预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觉。正如转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觉察到。

爷爷殁于上海，比他的同乡林彪早走两年。有历史文本为证，他二人早没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简单事实，亦正是林彪的几位年轻追随者在1970年已经意识到的。从1930年到1970年，中国的历史，千千万万人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如此这般涉过40年的风风雨雨。由此我应当相信，历史决定于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的致命错觉？

1927年的爷爷，拮据困苦，然而心里充满自尊，为此我敬重他。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对于血脉、泥土和种族，我想不清，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团烂泥，以至于无法修复和辨认。爷爷来自贫苦乡村，一个凋敝颓萎的中华民国，却不晓得什么叫作缺乏软实力。爷爷没见过我的大学同窗，那些绿军装、蓝布袋裤们；更没见过由之派生，20年后鸟枪换炮的开发人、事业人、崛起人，有了点钱，意气风发，却弄不懂为何不招人待见。每次我和那些哥们儿站成一排，照照镜子，总归还想到Что-тоне так。爷爷自然拥有的，后面那些弟兄何至于没有，并终归无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结的黄土，这是民族、历史的身份；虽然爷爷用自己的一生，介绍马克思理论。

二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我17岁时，曾立志做经济学家。后来无所事事，四处游窜，变成一无所长的老色鬼。但是归根到底，我无法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一切高级生命活动、文明、制度、历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

见过一张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一个女童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站一位长衫先生。她写歪歪斜斜的繁体：“我爱中华民国，她是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们强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战尚未结束，小女孩圆脸蛋上包裹了严肃，但眼中透出无忧无惧的自在，这让我震撼。写的同一种汉语，说的同一个中国，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语气，与如今的爱国者似有本质的不同。爷爷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一刀两断、焕然一新。出现一些新词汇，比如“改造”。之后有新的神情和语气，也可以说，换了一颗不同的心。

在新中国，我家属于特权阶层。与多数人一样，有过一点挫折起伏，但是谈不上悲惨血泪。爷爷去世后第13年，我出国留学，那年我20岁。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从此做一个新人。作为一种剧烈、突然的身份改变，民国变新中国，是否包含类似的精神跳跃？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