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桶   (第3/4页)

我以为,那件事虽然与叶欣的直接利害全然无关,但确实摧毁了一个他多年来小心呵护的精神寄托。这份朦胧天真、或许过于虔诚和偏激的内心寄托,看护着他扛过了早年从俄罗斯到欧洲的万般磨难、辛劳、屈辱,就像历史上无数先人心怀感激、从容地接受流放或苦刑。

从此以后,叶欣进入了精神的中年。从那里走到“天降大任”和“英雄阶级”,又要经历怎样幽秘的内气转换、起承转合,就不是我所能想象的了。但我有一个预感:即使见面,恐怕仍然无法填平这条狭长寒冷的沟壑。他和我玩的大约不是同一种拳法了。

根据要求,我提前一天到达华盛顿,和大学的另一位老副校长、项目主任以及女秘书会合。头一天上课的老师,在前届政府是新闻发布官。副校长请他一起吃晚饭,听他聊对下一轮总统选举的预测,还有第25次访问北京的最新印象。前新闻官对中国发展极其乐观,其余听者皆频频点头。酒足饭饱,我自告奋勇,跟着中旅社大巴去达拉斯国际机场接机。

胡须没了,头发稀了,脖子粗了一轮,眼神依然锐利,步履依然矫健。叶欣先看见我,高喊一声,热烈拥抱。对周围满脸倦容的中国官员们,叶欣介绍我是他从前练功的师弟,这么一来大家都非常开心,拉着手说“请多照应”。之后提取行李、介绍酒店和明后天的安排。上车之后,叶欣不再与我说话。到酒店后,我帮30个人领取房卡,又一番折腾。找了个空档,叶欣把我拉到一边,说忙过头几天后,找机会吃饭,好好聊聊。

第三天下午的课程,引起了我的兴趣。主讲人伯恩斯汀博士,头衔是伯恩斯汀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秃头,硕肚,讲话时两只胖手在空中乱挥乱舞,活像教堂里的黑袍牧师。他演讲的题目是:“民主社会中的符号运作与公关产业”。上课之前,他和叶欣亲密交谈,似乎原先就认识,后来和每一位高级别的学员交换了名片。

从个人的知识好奇心来说,聆听并翻译伯恩斯汀博士的演讲,是那次培训班上我最大的收获:

公关是高智商、高附加值的精密产业,有个人公关、企业公关、国家公关,以及抽象文化符号公关。第四项集前三者精髓之大成。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传统生活方式和社区结构的解体或重组,直接后果是某种民粹、排外、原教旨、反精英的强大潮流,在社会基层和底层迅速蔓延。英国的BNP(英国国家党,为极右翼政党),法国的勒庞,美国的茶党和萨拉佩林,俄罗斯的光头党,匈牙利的乔皮斯党,反映了同一个潮流。它们以不同的猛烈程度囊括所有后工业国家,或所谓“西方国家”。拥有全球视野的科技精英和经济精英们,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愤怒潮流手足无措。以习惯性思维开出来的药方,除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除了市场开放还是市场开放。

然而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认同问题。认同意味着共同的故事。同一种潮流可以解说为不同的故事——右派,或左派。故事浓缩为符号的演绎和包装。得益者的符号可以照耀弱势者,并获得后者狂热的认同,反之亦然。在一个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得益者认同的故事或符号与弱势者偏好的故事或符号形成动态对冲。这亦是符号公关的真正含义。

伯恩斯汀博士讲了两个半小时。我观察到几位学员目光如炬,频频颔首,似乎心领神会;有更多的学员睡眼惺忪,坐立不安。

问答时间,一位南方来的市长站起来说:“尊敬的伯恩斯汀先生,我们中国不是后工业国家,但是变化飞速。现在我们面对三种传统,或三个故事:西方现代市场的个人发展故事、传统孔孟的尊卑故事,还有现在的大众平等革命故事。先生,您觉得这三个故事,如何能形成您所说的动态对冲?”

伯恩斯汀博士摸了一下秃脑袋,诺诺地说他对中国情况毫不了解,没有发言权。

然后他又申明他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绝不代表任何组织机构。

沉吟良久,博士提出了他简明的建议:“愤怒可以演绎为认同,习惯或记忆可以组装为新的共同价值。”

市长兴奋得满面通红,又站起来补充:“三个传统,通三统!”

众人鼓掌。

那天晚上,我和叶欣找了个地方,终于可以坐下来放松说话。

工作惯性,我先问叶副院长各位学员对培训班的课程印象如何。他一声苦笑,说大家都很好奇美国人为何对中国比我们还要乐观,或者说,乐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