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桶   （第2/4页）

我对叶欣说：“这不就是你的故事吗？从80年代文化热，到莫斯科枪战、东柏林的温州老板黑工厂，再到金门公园上空的蓝天，这正是我们的八卦旋转、乾坤太极。”叶欣说：“我向何处去、祖国向何处去，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写的只能算笔记，完整的、记载一代人心灵历程的小说，还是出不来。”

以后我们慢慢就不再谈文学。叶欣读完硕士，娶了贤良的广东姑娘，生子、入籍，家务渐多。我从太极拳里获得巨大之心理和身体能量，开始计划全球旅行。一开始和叶欣每年互致问候，变化一多，竟失了联系。

二

当一名翻译，陪同主人或客人进出各种场合，拜见重要人物，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年头一多，变成老翻译了，不论怎样隆重的会见和交谈，都很难产生新奇感。

去年秋天，我又接了一单翻译的活儿，主办大学在波士顿，一座我非常讨厌的城市。过去我跟那所大学从未合作过。

本以为也就是寻常的培训班，接到课程材料以后，草草看了一遍，大约是什么“青年政治领袖交流培训”之类。再看主办方的各位领导名单，大吃一惊。有一位驻京办事处全权代表兼副院长也要陪团前来，姓叶名赛蒙·欣。怎么回事？仅是同名？或者10年不见，现在当了老板？

上网查他的资料，果然开了个人博客。一看头像，准确无误，而且用的是过去的照片：满脸胡子，戴黑框眼镜，颇像一位流亡诗人。

我从他最新的几篇博文里，发现如下论述：“……中国需要民本的、道德的、真实而且自主的文化修复，为民族找回歌声和记忆……这是一个钢铁脊梁的英雄阶级，它与民族复兴、民族最大利益融合为不可分割的血肉一体。”

我马上意识到，叶欣多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甚至考虑，是否要悄悄通知那所大学，这段时间另有所约，不能替他们服务了；或者，是否应当立刻给他发个邮件，表达一下谦恭和对久别重逢的殷切期待之情，顺便做一点暗示：我有充分的诚意，与他竭诚合作，稳妥处理好工作从属关系。要不就干脆装聋作哑，一切等见面再说，看看叶师兄现在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我把叶欣博客里的所有文章重读了一遍后，强烈的好奇心压倒了其他的尴尬和顾虑。我决定一定得见他一面。叶欣说他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注意到他开博的时间是2009年，也就是说，在那之前的文章，都不在上面。

一天之内就收到了叶欣的回信。寥寥数字，但热情洋溢，感觉不到丝毫的官腔或戒备。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事情。也许我太迂腐，总觉得练武修身和为人德性，相互之间还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浸润。练武家拳的人，总归偏向于内敛、低调、敏捷、刚勇，虽然也会表现出各种人性缺陷，但无论如何，巧言令色不是我们的架势和拳路。也就是说，叶欣在那些文章里表露的观点说不定出于真诚。

我仔细回忆我们交往的过程，试图找出一些能够让我相信他这种变化的早期迹象。记得当年我们几次谈到1989年出大名、后来又发大财的几个明星学生，叶欣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切齿痛恨。当然他这种情绪毫不稀奇，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再有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文学。那是2001年元旦过后，刚刚宣布旅居巴黎、被称为“老高”的华人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晚上我和叶欣在唐人街吃面，从未见到他如此激愤，几至语无伦次。叶欣喝了好多烈酒，走出小饭馆，突然放声嘶喊：“你他妈的西方！西方！！！”一条雨蒙蒙、空荡荡的石板街上，响彻他的吼叫，把两个拎着红塑料袋下班回家的广东阿婆吓得不轻。

后来叶欣对我说，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对他的刺激之大，不亚于14岁生日那天听说林彪的飞机爆炸。既然巴黎—斯德哥尔摩—西方价值的圣殿都如此如此，那么我们几十年悬梁刺股研读现代、后现代不完全是扯淡吗？

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我也读过，不觉得有多大趣味，但至少有些段落还是不错的，总比国内一批官家写手要出色一些吧。”叶欣不耐烦地说：“当然，当然，我对老高绝无偏见。但是，若你还愿意把诺贝尔奖当作人类文化的荣耀象征、西方文明的崇高载体，那我就万万不敢苟同了。”

沉默良久，他又说：“我偏爱俄罗斯文学，这你知道。经历了多少战争、革命，永远关注大地、心灵、信仰和彼岸。我们中国人获这个奖，对我来说，应该意味着我们有了像托尔斯泰或索尔仁尼琴那样同等级的精神巨人，从我们煎熬和堕落的苦海里，射出耀眼的光，照亮整个人类。达不到这个高度的话，对不起，这奖别给我们。别对我们居高临下、量体裁衣，别由你一个白种老婆娘为我们五千年的民族特制一套小儿样板戏，别侮辱我们的眼力！你这不是光芒，不是审美，你这是文化衍生品、创业板上市、营销和公关、跨行业投资！别以为我们看不明白！你玩这个，从此以后，文化领域、精神领域，谁跟你西方人认真？除了二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