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兆   (第3/4页)

无数人的幸福和生命,在一个大棋盘里,不值半个铜板。两种价值底色的深刻差异,将宣传色彩很重的苏联战争小说,同1966年“文革”前出版的所谓文学作品做个比较,就可一目了然。

1991年的易帜,有无可逆转的内在动力。在今天的俄罗斯,我没遇到一个人将其称为自由解放,除了媒体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国混混儿。另外一群流氓恶棍上台,如此而已。“震荡疗法”、掠夺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残忍与偏执,与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大饥荒并无实质区别。谁都确信掌握了绝对真理,振振有词地强求他人为自己那套说辞付出几代人的牺牲。

无可否认,苏联政权畏惧批评,非要把所有的异见分子关到集中营里;还有柏林墙,由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守着。何至如此?让大伙儿来去自由,走走看看,翻翻黄色杂志,政权就要垮?社会主义就要完蛋?无可避免的结论是:统治者不相信自己标榜的主张具有丝毫真实魅力。一打开门,大伙儿果真全跑了。

要控制一个社会,禁锢人的感情和思想,古老的大一统方式大家都熟悉,不用详细讨论。但有新的方法,无须废黜百家,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怎么办呢?将一切意识形态、时尚和大众潮流碎片化、相对化、泡沫化,并根据广告效率最优原则,将一切信息语言加诸大众草根,雷人雷语式的脱口秀、咆哮体。这种经营模型,大体上仿照犹太国际传媒或虚拟金融。如同今日圣彼得堡任何一个游客购物中心,里边有文身刺青、女性自慰品、马列旧书、苏维埃革命徽章、格切·瓦拉头像、仿造的藏传佛教唐卡、政客丑闻小报、明星情变回忆、先锋发型介绍。昂首阔步进来观赏的小城愤青,无须担忧被谁剥夺自由。不论他抱有何种颜色的极端观点,从统计概率上看,一个小愤青未来发展的总趋向,是变成购物场内与他人全然雷同面带痴笑的一个正常消费者。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心灵和语言荒漠上,自由成了一个恶毒的笑话。

你很难期望孤单、脆弱的个人,能够逾越一个如此无情的历史进程。被吞噬是无从摆脱的沉默宿命。晚期资本主义“酷毙了”的社会,滋养不出如同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一样伟大、清醒的先知和语言修复者。如老年痴呆症患者一般,逐渐趋于偏执、健忘、口吃,身上发出腐臭,沉睡的灵魂随着脂肪过厚的身躯一道,倒卧不起。不论是“交易家/对冲家”群体还是战战兢兢/高高兴兴担任他们奴才的愚盲大众,概不能免。因为丧失了语言和记忆的弱智化蚁民,不能够拥有面向末世所必需的从容和内心尊严。

不止一次,在飞机上邂逅刚从北京返回美国的旅客或商人,谈及观感印象,我听到如下回答:中国好有生气!看起来,大伙儿活得顶快乐!长城真美!好多小汽车啊!确有一种向上的活力。

如此乐观的正面评论,来自红光满面、兴致勃勃的美国旅人,让我张口结舌,黯然无语。没有理由怀疑人家的真诚,但诸如此类的粉色语言,远不能驱散聚集于我心中日渐惨淡的个人偏见。事实上,它的作用恰好相反。中国人活得快乐?先生,您可真有意思!如何获得了这样的印象?

必须承认,我的天性趋向于偏执悲观。任何关于快乐和幸福的热情宣布,都会让我想起一个婚姻濒临破裂的白领女人,做完瑜伽、桑拿,容光焕发,约了女友一道去逛名牌商店。

我没有权利藐视美国游客的判断能力,正如没有人可以批评我对圣彼得堡的感受。说不定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尽管我懂一些汉语,而他们不懂。快乐或不快乐,总归是很难讲清的一件事。它涉及神态、气味、天边的云、内心的底色。水喝下去,冷暖只有自己知道。

我的习惯性悲观,并不局限于远处的祖国。在美国住了25年,眼见这个梦幻国度从一种样子,变成另一种样子。到了2011年,不再有多少人继续误解从四面八方慢悠悠飘洒而来的黑色预兆。年复一年,渐渐密集:虚胖、迟缓的身躯,空洞、呆痴的眼神,绵延几千米的巨型停车场,空旷、憋闷、干涸、窒息。来自各地的游客,欧洲、东亚、阿拉伯,对此都有所感。非常有趣的是,唯独来自繁荣中国匆匆到访的官员客人,对一般美国人清楚写在脸上的情绪,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忙着去奥特莱斯,买蔻驰包,众口一词地称赞美国绿树多、环境好、人素质高。

误解总归来自双方,否则何谈“中美互补”?一个社会的底色,与统治集团宣称的意识形态,不是同一种概念。有时意识形态无可指责,但底色逐渐苍白萎缩;有时恰好相反,意识形态僵硬甚至黑暗,但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