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第2/3页）

三

2004年岁末，我终于在柏林夏洛特堡找到一个不错的小公寓。它的位置不在我时时流连的东区，而是在西区的正中央，离动物园车站只需步行15分钟。据说在东、西柏林分割的时代，这里是很时尚很热闹的区域。现在，一走出繁杂的商业街，仍然有僻静的林荫道、老房子，若干个小画廊和昂贵的古旧家具店。最近，听说有人已经将那个区私下改名为“夏洛特格勒”，与昔日的列宁格勒或斯大林格勒交相辉映。

在欧洲，这几年到处能碰见说俄语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打工大婶。来自乌克兰的似乎占绝大多数，而夏洛特堡也逐渐变为俄语者的天下。理发、找房子时，意外用上我那半通不通的俄语，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熟悉甚至亲切。也许，这里边包含着某些模糊的、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内心认同感。

电视上乌克兰新总统尤先科，每天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新论点，大概的意思是，乌克兰将加入欧盟，拥抱西方文明。他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部级单位，名曰“融入欧洲部”，雇了几百号人，全权负责统筹乌克兰与欧洲融合接轨的各项事宜。这份殷切和急迫，比起百多年前日本人所讲的“脱亚入欧”，大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仔细想来，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源头，乃是第聂伯河边的基辅，遂有“基辅罗斯”之称。这片土地、这种人群一旦从心理、文化、情感和政治体制上彻底转向，那广袤宽阔的俄罗斯母亲，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种转变和这份渴望，在它迅速成为明日黄花之前，有其不可忽略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文明重要性。

在历史上，乌克兰独立建国的时间不长。它的一部分曾经属于波兰。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违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又把一大块土地划给了德国。说到底，尤先科总统要框定和澄清的，是这个新的乌克兰国家究竟姓什么叫什么。

1989年之后的东欧，民主投票、市场经济、私有化、美式开放媒体、大众文化的普世真理魔方，有着不可撼动的坚固信仰。流行的观念是：哪怕再糟糕、再落后的社会群体，但凡服用过一两贴上述大补药方，就铁定可在短期内峰回路转、鸟语花香。也有例外，比如前南斯拉夫，即便服用了十全大补药，因为拎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终究未能逃脱血溅五百里的惨烈杀戮。

在2004年，我已经比较熟悉俄罗斯，却从未去过乌克兰。我未曾亲身体验过夹带古代哥萨克遗风的豪放、自私与放荡，更不能体会，种族混杂的乌克兰人，连续好几代生活在过分粗犷荒芜的俄罗斯天空阴影下，开拓一小片心灵和精神的空间，是他们多么朴实的渴望。

四

德国东边的人，不存在姓什么叫什么的问题。他们讲德语，血管里流淌着纯粹的日耳曼血液。但是，他们曾经拥有的自己喜爱的球星、流行歌曲、广告招贴、粗鲁笑话，一夜之间被一扫而光。德国东部弥漫的怀旧情绪，疑似时下中国一些下岗老工人怀念改革前的时光。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完全失去自己一度习惯并赖以生存的话语、群体、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氛围，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外国人。在欧洲，有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籍归属感到困惑，处于永久的漂流状态。

我是黄种汉族人，生长在中国，德国不是我的国家。对我来说，墙，还有对自由的渴望，都不是陌生的词语。精神和生命的瘫痪，始于20世纪90年代。于是，我去了美国，然后便失却了对美国的信仰。我无法指明究竟是谁、哪个机构或组织剥夺了美国和我的自由。似乎用任何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框架，都难以解释这新颖而且史无前例的体验。无论如何，2001年夏天，我终于溜出美国，窜到欧洲。这对我而言，无异于第二次解放。在柏林，欧洲的心脏地带，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东、西方分割后又重新聚合的裂口，我呼吸到温情、记忆、幻灭、冷嘲、沧桑，还有超越意识形态混浊洪流的某种更悠远而深邃的脉动，它安抚了我无依无靠却贪婪依旧的流浪灵魂。

五

在柏林，断断续续，我一直待到2008年秋天，经历了个人生活中一些永难忘怀的变故。离开柏林前的那年夏天，我意外看到一大群平素沉默寡言、鲜与他族人交往的中国人聚成一堆，青筋弩张，横眉怒目；挥着小红旗，嗷嗷吼叫，还不时对旁观路人做拳打脚踢状。那段时间，我沉湎于失去所爱的锥心创痛中。

之所以预感到将要降临一场巨型金融风暴，是因为我已逃离美国，这意味着我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将日渐减少。我在柏林也将要从一个优游浪漫的旅行者，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了。我知道在柏林我似乎是待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