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的瘫痪   （第3/7页）

然后，大卫闭上眼，把头靠在晓晶的肩上，轻声说道：“我爸，他还活着。”

半夜12点，他们租来林肯车，穿越隧道，驶入荒芜黑暗的新泽西。

五

深秋傍晚，遍地枯叶。大卫和晓晶搀着老母亲，一道在山坡上散步。残留的阳光，穿过斑驳树影，刺痛晓晶的眼睛。这辈子，她未曾见过这么灿烂、摇曳的色彩，这么幽蓝、干净的天。

老太太安然无恙，心脏运转正常，只是嘴唇颤抖，面容苍白。这位在弗吉尼亚山区小镇上独居的美国老太太，一头白发，被风吹乱，但她倔强地挺直肩背。在孱弱的老母亲面前，大卫尽力控制着自己的烦躁。晓晶未曾听说过什么“茶党”，也无法理解丈夫何以对此愤愤不平，冷嘲热讽。无论如何，这是他老迈的母亲，为何不能表示出起码的尊敬？晓晶忽然觉得，自己的丈夫变得像一个受委屈的大男孩。

晓晶想起她自己远在中国的父母。她和大卫一样，基本上由母亲带大。小时候，晓晶和父母有过无数次冲突，但在此刻，她心里溢出无尽的想念与负疚，让她鼻子发酸。她在心里对父母说：“女儿接你们来美国好吗？让你们看美国的树有多绿、天有多蓝，让你们在叶子黄的时候到山坡上散步，以后不再吵架、不再分开。”

回家以后，晓晶看到手机上有一条短信，发信人是大卫公司里的张总。大意是说有重要客人从北京来，有事要谈，需要翻译。张总认为自己英语不够好，临时雇人也信不过，请晓晶过去帮忙。

那天晚上，大卫给晓晶看了几张发黄的照片。立在正中央穿军服的年轻男人，就是他失踪30多年的父亲。在晓晶眼里，照片上这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同身材臃肿的大卫·施特劳斯，没有太多共同点。说到这个话题，晓晶和大卫又有小小的争吵。在晓晶看来，不该过分责怪他的母亲。何况，过了这么多年，再去寻找那位老人，又有多大意义呢？即使他活着，或者还能想起有过这么一个儿子。

看到大卫脸色难看，晓晶转换话题，一起观赏日本漫画。后来他们脱掉衣服，把五颜六色的漫画书摊在脸和身子上。她听见大卫狂热的叹息，未完成的童年梦想和未解开的中年悲哀，缠绕纠结，过早地喷发，无奈地散去。

六

张总请来的客人有七八位。一看名片，晓晶便意识到他们在中国是何等人物。

每天旋风一般的会面、采购、游览，累得她嗓门冒烟，但也有难以言表的惬意。她仿佛退回到了一个与大卫全无关系的集体共振空间。这批董事长、总经理们，在国内时可望而不可即，现在不论出行还是交谈，都依赖她的帮助。无论是在招待会酒宴上，还是在第五大道的商店里，他们身着大品牌，有时也说出几句英语；但这批爷们儿的姿态和做派，还是颇像山沟里来的一群县官。然而，他们复杂、睿智、多面、细腻，具备一般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揣摩和应变能力。

晓晶熟悉曼哈顿女人的话题：75%是男人，25%是购物。她们大多三四十岁，单身，对已婚年轻女人有酸溜溜的妒意。在各种聚会上，一听到某位（单身男士）在做对冲基金，或者搞并购，或者开画廊，或者交易金融衍生品，便个个眼睛发直。可是，当晓晶引着一小队中国老总们出现在某个酒会，那些装扮典雅的女士们把脸颊朝这个方向一歪，立时浮现出矜持客气但无限疏远的浅笑。有时晓晶发现，自己也在用白种女人的眼光，挑剔老总们朴实的举止。可到了下一分钟，她又满心打抱不平：臭婆娘，假模假式，拿什么架子？晓不晓得，站在你们面前的矮个子、英语说得不好的东方男人，他的身家上亿甚至上十亿？

还有北京来的一位什么部的半老婆娘，对晓晶展示不加掩饰的敌意。在老总们面前，她千姿百态，有时还娇滴滴地来一声“同志们呐！”，但老总们不买那个女同志的账。他们有事没事总围着晓晶问这问那，有一位还拖着晓晶，花一整个下午，挑了三辆敞篷宝马：一辆留给即将来耶鲁上学的女儿，两辆送给老哥们儿。

晓晶觉得有强大的力量把她朝不同的方向撕扯，撕成互不相干的好几大块。那些老总们固然态度和蔼，但总让晓晶感到自己渺小、屈辱。有时她非常想念大卫，还有弗吉尼亚州干净的山和树。她问大卫何时返回纽约，大卫说，为了那个难产的评估报告，必须在安静的地方多住几天。还有一次，参加漫长的谈判，一些概念和词汇，什么“股权分割”、“咨询费落账”，晓晶不懂，也不知翻译得准不准，于是偷偷去洗手间打电话问大卫。大卫听了半天，突然气呼呼地说：“你们这群红色猪八戒，这是洗钱！”晓晶听了有些怕，但是莫名其妙地怒火上冲。她反驳说：“红色猪八戒怎么了？比你一个白色猪八戒能干！人家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