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不搭女，女不理男   （第3/4页）

四

真正的美国朋友，与我还保持联系的，越来越少了，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得出来。大卫算一个，他住在旧金山，是国际航班的飞行员。大卫和我很不相同，他是地道的白人，政治观念保守，强烈倾向共和党。以我越来越浓烈的反美态度，如何和他一直做了好朋友呢？这也是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种温暖而且美好的例外。当然，我注重温和、礼貌，在他面前，不特别强调我的某些观点。但是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构成我与他之间非神圣联盟的秘密纽带。

从每一个方面来说，大卫都应该算是一个超级好男人。是的，模样比不上男性模特，个子矮了点，戴眼镜，头发掉了不少。但那又怎样？他好运动，好学；爱好小飞机、游艇、各种外语，能说流利的德语，还有不甚流利的俄语、汉语、韩语、日语；收入可观，在旧金山最漂亮的一个小区拥有宽敞的公寓。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民族，姑娘们还不得排着队申请嫁给他？可是在旧金山，他多半时间一个人打发。他声称对白种美国女孩已没有兴趣，只追亚洲女孩。但我可以看出，问题没那么简单。他40多岁，从未结婚，连偶尔同居的女友也没有，估计也就单身过完这一辈子了。

旧金山是很让我留恋的美国城市。从纯粹地理环境来看，旧金山的美，真的是无与伦比。俊俏的悬崖，呼啸的大海，清寒的薄雾，深红色的大桥，绿树簇拥，依山傍海的小屋子；有些角落，有些时辰，简直如坠入伊甸园，让人巴不得立时死去，好跟这绝世之美融为一体。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堕入某种恶劣的精神状态，格外不容易解脱；因为你很难为之指责周围的任何人；你很难不以为，一定是自己的脑子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因此，以旧金山为据点的各类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其人均总数大约也居世界第一。我刚去不久，就注意到这件事。我认识一位学商的犹太妞，居然花钱同时看两位心理咨询师。后来还结识几位姑娘，也都看过或正在看心理医生。当时我只觉得这事很前卫，颇有意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坏的预兆，它昭示了我人生中一段很不愉快的岁月即将开始。

我对美国的彻底怀疑，从在旧金山那几年开始。当时，我住在美国或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坏到了极点。弄不清自己要往哪里去，该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该追求什么样的女孩。那段黑暗岁月中，大卫是我的伙伴。还有一位俄罗斯哥们儿，名叫丹尼斯，是物理学家，长得高大威猛，比我和大卫强十倍。我们三个大男人，不缺胳膊不缺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我们每个周末混在一起，看苏联时期的战争片，喝啤酒。丹尼斯发泄他怀念苏维埃的情绪，大卫抒发他怀念老美国、厌恶克林顿的牢骚，我不知该怀念什么，只是莫名的不平和失落感与日俱增。

2000年，丹尼斯忽然诊断出肝癌，于三个月内去世。他走之前，我在医院陪了他不少时间，谈了杂七杂八的话题。此事对我刺激极大，亦极大增强了我唾弃主流美国话语、另外开拓生命之路的决心和信念。

我走之后，大卫还待在旧金山。他不再作太多寻找女友的尝试，把主要精力投在游艇和小飞机上。听说他一度积极参与教会，但也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几年之后，我短期回旧金山，携大卫去咖啡店闲坐。我一看，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那群咖啡店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只是各自板着脸，盯着面前的手提电脑。那是2005年，情况比起五年之前，更是下降了大大一截。

五

胡扯半天，忘了先前的主题，现在我亮出底牌罢。失落也好，游离于抑郁症边缘也好，病根不在个人，而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美国的不幸福感，在过去20年中疾速膨胀，遵循着诡异曲折然而不可阻挡的文化和人性逻辑。情况只会越来越坏。

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成长记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心底里总惦着“民主”二字。后来结识不少俄罗斯与东欧的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多有同样问题。是的，柏林墙、莫斯科大审判、牛仔裤、摇滚乐，里根老大爷登高一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墙拆了罢！谁幸福，谁不幸福，一目了然。至少，原先我们这么认为。青春时代的信念，要翻个个儿？不太容易。20多年前的情结，成了后来我清醒判断现实的最大障碍。

50年代，苏联邀请玛琳娜·迪特里奇去莫斯科。她从酒店出来，里三层外三层，被粉丝们围得个水泄不通，几乎上不了车。那群拘谨腼腆的苏共太太小姐和文化人们，哪怕在斯大林意识形态最严酷的岁月里也暗自明白，自己那套苏维埃时尚不咋的，比较土。玛琳娜代表了巴黎、伦敦、罗马和纽约，她代表文明。俄罗斯人单恋欧洲文明，几百年来，这是整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深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