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第2/3页）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20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得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做“历史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象征性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

　　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风波》中，就把这个深刻的见解留下了历史的一笔：一个人跑到城里被人把辫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终日。老婆说：你看你没辫子还像个人不？明天怎么出门呢？那个辫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理解——没有辫子就不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历史裂变在人心理层面的投影，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辫子有没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辫子是旧的观念所影响下的长期稳定的心理结构的象征。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准则织成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就平衡在那个辫子上头。有辫子是人，没有辫子是鬼。有这个辫子心理就平衡着，剪掉这个辫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乱了。心理结构打乱了颠覆了，就出现惶恐不安甚至自杀，所以更深层的东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这个脚，以前女人都要缠脚，大脚就是最丑的女人，嫁不出去。现在小脚是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丑陋东西。中国人的心理早已经都平衡在“大脚是美”这个观念上了。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我觉得巴金的《家》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诗。史诗不单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设想和创办的白鹿书院，借用了小说《白鹿原》里虚拟的那个书院的名字。书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个民族一脉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开掘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重新回首来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质方面，这些东西当然应该继承。

　　我们国家引进和建立现代教育之前，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书院。书院培养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专家。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搞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尤其是促进青年作家创作的发展，甚至包括图书出版。

　　白鹿书院对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补充。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也不敢用一个词：培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三个娃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陕西青年作家的发展，是我多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陕西40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有几十个人，但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在全国打响的。应该说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作家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学历最高的是贾平凹和路遥，我和京夫、邹志安都是高中毕业。创作发展一时上不去，不能怨天尤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