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第3/4页）

　　新创刊的《陕西文艺》，很快聚拢起一批青年作家。不过，那时候没有谁敢自称作家，也没有他称作家，他称和自称都是作者，常常还要在作者名字之前标明社会身份，如工人作者农民作者解放军作者等等，自然是为区别于“文艺黑线”，表明“工农兵”占据了文艺阵地。邹志安、京夫、路遥、贾平凹、李凤杰、韩起、徐岳、王晓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晓雷、闻频、申晓等，先后都在《陕西文艺》上初露头角，进行了最初的文学操练，到“四人帮”垮台，这些人呼啸着呐喊着跃出，一个个都成为荒寂十年后的文坛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陕西青年作家群。1981年，中国作协选定湖南和陕西，作为新时期中国南北两个形成作家群体的省份交流经验，陕西乡党阎纲受《文艺报》委托回陕调研，我参加了座谈会。湖南青年作家到陕访问，陕西青年作家却未能按时回访，原因是我等家住农村，夏收需回家割麦碾场。我仍然觉得，改为《陕西文艺》的《延河》不过三四年，上有极“左”的政治和文艺政策铺天盖地，包括我等业余青年作者受到束缚局限的同时，也受到“三突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有一批深谙艺术规律的编辑，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贺抒玉本身又是作家，他们实践着教导着也暗示给这些作者的是文学创作的本真。在《陕西文艺》存在的三四年里，我写作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也是我写作生涯里的前三篇小说，1973年发《接班以后》，1974年发《高家兄弟》，1975年发《公社书记》，一年一篇。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我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反省，不仅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反思，也对文学写作本身不断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写作实践让我锻炼了语言文字，锻炼了直接从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这三篇小说都在两万字上下，单是结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突破。

　　还有一点至今值得总结，就是我对作家这种劳动的理解。我后来把我对文学的偏爱和对创作的坚持，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以此作为对神秘的天分说的物质化解释。是这根与生俱来的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决定着一个人从少小年纪就对文字发生偏爱，发生兴奋性的敏感，与书本网以及奶奶的动人的歌谣无关，或者说这些书香家庭或会唱歌谣的奶奶，只对具备那根神经的人才发生影响，才起促进促成的作用。在上世纪70年代我写作上述那几篇作品的时候，实际是我对文学创作最失望的时候，自然是“文革”对前辈作家的残害造成的。我当时已谋得最基层的一个干部岗位，几乎不再想以写作为生的事，更不再做作家梦了。写作当不了饭吃，尽管发了几篇颇有反响的小说，董得理奖励给我的是一摞又一摞稿纸。我回到公社几乎只字不提写作的事，发了我小说的刊物压在桌斗里，从来不让公社机关任何人看见，怕给领导和同志造成不务正业不操心“学大寨”本职工作的恶劣印象。事实上，这三篇小说都不是在公社大院里写成的。《接》在党校学习期间抽空写成。《高》又是在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半年时间里写成，为此我自己买了一盏玻璃罩煤油灯，待同一窑洞的另三位干部躺下睡着，干校统一关灯之后，我才点燃自备的油灯读书和写作。读的是《创业史》，翻来覆去读；写成了《高》文。《公》则是被文化馆抽调出去工作时间的副产品。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稿酬，还有一根极“左”的棒子悬在天灵盖上，朋友、家人问我我也自问，为啥还要写作？我就自身的心理感觉回答：过瘾。这个“过瘾论”是我的最真实感受，也是最直白的表述。有如烟瘾，一年写一篇小说，有幸发表了，再得到编辑几句夸奖和读者的呼应，那个“瘾”就过得很舒适。许多年后，创作有了发展，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层面的体验，也才明白那个“瘾”原是敏感文字的那根神经致成的。当年把写作当做“过瘾”的时候，只是体验和享受一种生命能量释放过程里的快乐和自信，后来发生的名和利的薄了厚了多了寡了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新时期伊始，《延河》又恢复了。这自然不单是一个名字的改写，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包括文学艺术，属于文学自身的精神和规律，重新得以接续、传承和发展。新时期恢复的《延河》，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南北寨》，此后每年大约都要发表一篇或两篇小说，统共发过多少篇已经记不清了，是我发表小说最多的一种文学杂志，却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