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陷入与沉浸——《延河》创刊50年感怀

　　我至今依旧清楚无误地记着，《延河》是我平生最早闻名的第一种文学杂志。这是50年前的事了。50年前的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我和同学正在操场上扫雪，语文老师站在身后叫我，让我到语文教研室去。我开始有点忐忑，此前曾因为他对我的一篇作文的评语闹过别扭，所以心存戒备。走出扫雪的人窝，老师把一只胳膊搭到我的肩膀上，这个超常超级亲昵的动作，顿然化释了我的小心眼里的芥蒂，却也被骤然潮起的受宠的惊慌弄得不知所措。

　　到了一楼的语文教研室。刚进门，我的语文车老师以玩笑的口吻宣布：“二两壶来了”。教研室里五六位男女教师哄笑起来。我有点手足无措。“二两壶”是我在作文本上写的一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的绰号。我的语文车老师把我领到他的办公桌前，颇动情地告诉我，西安市教育系统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我的这篇小说被选中了。末了，他很诚恳地说，除了参评，他还要把这篇小说投稿给《延河》。他告诉我两点，如果能发表，会有稿费的，他显然知道我因家庭经济不支而休学的事。他说投稿由他来抄写，“你的字写得不行。”我由此知道了《延河》。这是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大雪的早晨。

　　《延河》又是我掏钱购买的第一种文学杂志。这也是近50年的事了。1959年春天，我得知柳青的《创业史》将在《延河》连载，竟然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期待，自然属于对一位著名作家的膜拜，更多的因素是出于某种揭秘式的好奇心理。我已经听说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农村深入生活的事。我常常站在学校大门外刚刚返青的麦地边上，眺望白云凝然的终南山峰，柳青无疑是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不过几十华里的距离吧。他的笔下将会使关中乡村呈现怎样一种风貌？这无疑是我所能读到的第一部描写我脚下这块土地的小说，新鲜新奇的神秘感几乎是无法抑止的。

　　我读书到初中三年级，转学到了离家较近的西安东郊刚刚兴起的纺织工业基地，通称纺织城，学校设在大片住宅楼东边一片开阔的高地上，校门口便是庄稼地。我仍然继续着背馍上学的生活，硬是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零钱省下来攒起来，到纺织城邮局去买一本当月出版的《延河》。记得《创业史》在《延河》连载的第一期，书名为《稻地风波》，有通栏长幅插图作为衬底，是诗情画意的稻田畦埂和灌渠上一排排迎风摆动的白杨树，远处的背景是淡墨涂描的终南群峰。看到这幅题头画儿，我印证的却是我家门前灞河川道的自然景致，从未见过有什么画儿让我感到如此逼近的真实和亲切。同样，我读着作为《稻地风波》（即《创业史》）引子的《题记》时的完全沉迷，也是此前读任何小说都未曾发生过的逼近的真实和真切，且不说艺术成就的评价，我一个初三学生也难得估价这部作品的分量，而真实和真切的阅读感受却是比任何世界名著都强烈。

　　这样，我每月头上最操心也最兴奋的事，就是捏着积攒下来的两毛钱走进邮局，买一本新出的《延河》，无异一个最开心的节日。我在《延河》上认识了诸多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作家和诗人，直到许多年后，才在一些文学集会上得以和他们握手言欢，其实早已心仪着崇敬着乃至羡慕着了。

　　像茹志鹃的《百合花》，吴强的《红日》选章，王汶石的许多短篇，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更在普通读者中享有盛誉。尤其是茹志鹃和吴强的两篇（部）佳作，据说辗转过好几家编辑部都被退稿，均不是作品的水平问题，而是作品情调或写法有什么问题。《延河》敢于拍板发表，不单是胆子大小的事，恰是对文学创作艺术本体的尊重和坚守，以及由此而拥有的自信和神圣。

　　《延河》已成为大家名作云集的一方艺术天地。我在喜欢它的同时，也产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高地。此后十余年的业余创作时日里，我一次也没有往《延河》编辑部里投过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够格，《延河》在我心里业已形成的那个高格。尽管我已经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1972年的冬天，徐剑铭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荐给编辑路萌、董得理，我才走进了《延河》的门槛。

　　这年接到徐剑铭一封信，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烂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工作，为避“四旧复辟”之嫌，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出于同样的顾虑，即将复刊的《延河》也改名为《陕西文艺》。徐剑铭还告诉我，他刚刚参加过由《陕西文艺》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区业余作者座谈会，希望大家给刊物写稿，并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新作者。那时候，许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虽被“解放”了，仍心存余悸，无法进入创作，刊物主要靠业余的“工农兵”作者写稿。徐剑铭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区卓有影响的工人身份的诗人。他说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编辑推荐了我，两人均表示毫不知晓。他说他同时推荐了我刊登在《郊区文艺》上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而且由他剪贴下来送到编辑部。我很感动。这种热心和无私给我以永远动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