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第2/3页)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